书 屋 絮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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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注定是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回顾过去的半载，事态百变，艰苦卓绝，特别是绵绣四川遭受地震重创，致使举国为之心焦。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时有效的举措、各种媒体相对透明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踊跃参与显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潜力。而国际社会广泛施以援手，也对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予以安慰和鼓舞。
多难以固邦本，殷忧以启神明。所谓多难兴邦，是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而立论的。此次汶川大地震，促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国家实力和发展模式，更加理性地反思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用于抗震救灾的捐赠款物为五百多亿元，这在中国的募捐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数字看起来虽然不小，但却远远不足以冲抵地震的损失。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五百多亿元摊在每个人头上约为四十元。必须看到，尽管广大农民乃至城市低收入者也献出了爱心，但中国各种社会群体的捐助能力是极其悬殊的。有人说，再大的困难除以十三亿也算不了什么。这种说法作为鼓舞人心的宣传手段未尝不可，但却不能成为衡量民力的根据。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即便是城市，也远未做到藏富于民。同时国家的行政成本十分高昂，比重竟占到GDP的百分之十八，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百分之二十五。拿公车消费来讲，早就听说要改革，但实际情况却是公车越来越多，每年耗费数千亿元。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确立公共财政体制已是刻不容缓。
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公民社会的成长。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没有纳税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监督，“崛起”就无法保证。在中央电视台为抗震救灾举办的募捐活动中，作家张抗抗突出强调了“公民责任”。她讲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灾区奉献爱心，不仅仅是出于“中华一家亲”，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公民的社会责任。毕竟家国有别，现代国家并非家庭模式的简单扩大和延伸。
过去的半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跌宕起伏，给国人以强烈的心理刺激，有些人几乎给弄糊涂了，一时间竟理不清头绪。实际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从来都是多元并存，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失实的；既有友善的，也有恶意的。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莎朗·斯通就否认美国人民对中国灾区人民的善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美国街头有乞丐就否认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奥运会的东道主，中国人理应以更大度的胸怀对待世界上的不同声音。爱国需要理性，那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说轻点是弱者心态，因为个体渺小，所以需要群体来壮胆；说重点是愚昧无知，因为缺乏反思能力，所以容易一触即跳。如果纵容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无异于饮鸠止渴。
中国举办奥运会，不是为了炫耀国力，更不是为了负气斗狠，而是要将其他国家的长处学过来，以便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只有虚怀若谷、不断反思的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我国最早分科的教科书——
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
传统上，我国的教材是不分科的。不论是“四书五经”，还是“百家姓”“千字文”均文史哲合而一体。最早按国文、历史、修身、地理等分科编写教科书的当属文明书局，它的《蒙学教科书》系列是我国最早的分科教科书，比商务的《最新教科书》还早了一年。
1902年，廉泉、俞复、丁宝书等集资创办文明书局，俞复任经理。从时间上看，文明书局的成立晚于商务印书馆五年。但由于文明书局的创办者俞复、丁宝书等曾经是无锡三等公学堂的教员，其创办之初便出版该学堂自编的《蒙学读本全书》七册，一炮打响，声威大震，并且有效地占领了教科书市场。该书局以出版教科书和碑帖闻名，是我国最早采用珂罗版、铜版、锌版印刷书籍的书局之一。当时，文明书局在汉口、广州、天津三地设立分所，并且一个机构挂两个牌子,副牌为进步书局，1915年9月并入中华书局。
廉泉(1868—1921)，字惠卿，号南湖，又号岫云，无锡人。江阴南菁书院学习，十六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翌年在京会试时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后任户部主事，翌年荐升户部郎中。后又结识了孙中山。戊戌变法失败后，资助杨模、俞复、侯鸿鉴在无锡创办翊实学堂、三等学堂和竞志女学，并将无锡私宅让给女学做校舍。1902年在上海集股创办文明书局，编印新学堂教科书，出版文学艺术译著等。
文明书局的创办恰与清政府“壬寅—癸卯学制”（1902—1903）的颁布相随，于是，乘着新式教育的风头，组织了一批出国考察过师范教育的有志之士，经过实地试验，于1903年开始推出一套教科书，因为各科教科书都冠以“蒙学”二字，故总称为《蒙学教科书》。至1905年，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教科书》达二十五种三十七本。1906年4月，清学部公布了《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一百七十四种，其中文明书局出版的有八十四种，居各书局之首，甚至大大超过商务印书馆，足可见当时其在教科书市场中的地位。
(石 鸥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