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月》与梁启超纪念专号
? 王耀文
内容提要：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逝世于北平。得知噩耗后，徐志摩在上海快函胡适，与胡协商梁的遗稿处理和《新月》杂志出梁的纪念号事宜。在这件事上，梁、胡作为近现代一前一后的最具影响的人物，胡适对徐志摩的请求回答得很迟，且语义含混。照梁的人脉与影响，有徐志摩的张罗，《新月》出纪念号应没问题，然到后来还是无疾而终。
全文约5.7千字
内容摘要：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蘧归道山。胡适正好由上海回到北平，第二天徐志摩在上海用快函致胡适，与胡协商梁的遗稿处理和《新月》出梁启超纪念专号事宜，徐很热情，想得也很圆满，但他未免太天真了。徐志摩甚至提到要到南京和政府要员蔡元培等人商量策划为梁启超举行“国府追悼会”。信中说：“快函谅到，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记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辋。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过三日，徐志摩在23日又致信胡适：“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记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萃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号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1〕
听徐志摩说倒像是真有这么回事，且布置得如此周密细致，但这是不是徐志摩的天真和一厢情愿呢？他不仅没有和《新月》同人达成共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和《新月》的“领袖”胡适就缺少起码的沟通，徐志摩这个《新月》的“灵魂”和胡适这个“领袖”发生了不大不小的误会。因为后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纪念专号，同样没有看到胡适进一步积极的响应。《新月》第二卷第一期延期一个月出版，但不是梁启超纪念专号。在这期“编辑后言”里，徐志摩有语义暧昧的表述：“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已往的工作。”〔2〕这表面是向读者的道歉，并没有提到纪念专号事。但知情人明白，这是徐一语双关的抱怨。这里一定有一些难言之隐的编辑部里故事，我们已经无从稽考。倒是天津《益世报》于1929年3月4号的春季特刊上有“梁任公先生纪念号”，这很可能是罗隆基单边所为，因为《益世报》并不在胡适的监控之下。但因是随报附送，现在已难看到。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也为此事纳闷：“《新月》纪念专号的终于流产颇令人费解，也许其中必有隐情，只是我尚未发现。”〔3〕
胡适日记一月十九日记：“夜九点多钟到北京”，“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4〕胡适第二天参加了“任公大殓，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送他入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5〕。胡适在这里除了琐碎地讲了他和梁交往中的芥蒂，重要的是还强调了梁是一位过去了的“旧学者”。言下之意，自己是区别于梁启超的，引领风潮的新时代学者。胡适这里“人们说他是阴谋家”或“正是可爱之处”，已经使我们无法看清胡适对梁的真实情感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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