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两种伟大心灵景观
——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刘再复 刘剑梅
内容提要：
把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他们的代表作，置于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同一层面来探寻东西方两种伟大的心灵景观，以他们各自作品的代表人物贾宝玉、阿廖沙或梅思金昭示“世人无法企及的宽容与慈悲”，并在各自大的文化背景下对于生命价值和圣神价值的崇敬与礼赞。也就是说在宗教或准宗教层面对于尊严、美、灵魂、价值等生命元素的执著，才能极大地丰富人类的心灵。这是著名学者刘再复、刘剑梅父女领悟《红楼梦》的对话录之一。
全文约14.7千字
内容摘要：
…………
复：无论是庄还是禅，他们都拒绝既定的价值尺度与价值形态。所谓“空”，便是超越已有善恶、是非、因果、爱憎的无概念、无价值判断的无我之空。因此，空不是虚空，而是悬搁妄念、妄心（分别心）也是悬搁价值形态的净空，即剩下清静自性、清静本心。按禅的说法，出于本心（清静之心）即可成佛。梅思金和贾宝玉的“白痴”、“呆子”思维方式确实如赫尔曼·海塞所发现的那样，是一种消解对立两极的神秘体验，也就是说，在清静的本心中，万物万有皆平等存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福与祸、生与死皆平等存在，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本心。海塞说梅思金“扬弃文明”，这正如老子、庄子、慧能、贾宝玉扬弃知识和圣贤，（“弃智绝圣”），在思维方式上完全相同。
梅什金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个“白痴”和“癫痫患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比其他人更靠近和深明无意识的世界，在他看来，体验的最高境界乃是瞬间的妙悟与凝视（他本人曾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是在刹那敞亮中与大化冥合、浑然一体，从而领悟和肯定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的魔化之力，梅什金的本质即在于此。他具有魔化的力量，但他不仅从典籍中去研究、赞叹和吸纳神秘的智慧，而且实际地体验了神秘的智慧（尽管只是在罕有的瞬间）；他不仅生发过许多奇思妙想，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达到魔幻的临界点。在此时此刻，一切都得以肯定，无论是最古怪的念头，还是与之相反的念头都成为真实的。
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最高的现实就是世界之被划分为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自然与命令。至于梅什金的最高现实乃是对一切定理之相反相成、对对立两极之平等存在的神秘体验。归根结底，《白痴》主张一种无意识的母权，从而扬弃文明。不过，白痴并没有打碎法则的石板，他只不过是把它翻转过来，指出在石板的背面还写着相反的东西。
白痴，这个仇恨秩序的人，这个可怕的破坏者，他并不是作为罪犯而出现的。他是一个可爱的、矜持的人，天真而优雅、真诚坦荡而慷慨大度。这就是这部令人可怕的小说的奥秘。
贾宝玉和梅思金一样，也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思维着。人们都把世界划分为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两极对立，但贾宝玉和梅思金的思维确是“对对立两极在平等存在的神秘体验”，赫尔曼·海塞大约不知道，在中国叫做“齐物论”，叫做“不二法门”，在《红楼梦》里叫做“假作真来真作假”，在贾宝玉的潜意识里，便是没有尊卑之分、等级之分、上下之分、输赢之分。在等级森严的帝王统治、贵族专制的社会里，这种思维方法当然要被视为“魔”，视为“怪”，视为“孽障”。所以，在贾政眼里，他的儿子只是个“混世魔王”。
梅：关于贾宝玉与梅思金公爵，夏志清老师曾作过比较，说得很精彩，被许多人引用。他说：
维思特（Anthony West）先生在评论这部小说的两种英译本的那篇卓越的文章中曾把宝玉比作德米特利·卡拉玛佐夫。但我认为虽然这两个都有深受折磨的心灵，宝玉却缺乏德米特利的那种尘世间的感情和活力，没有表现出他那种在爱与恨间，在极端的谦卑与反叛之间的永恒的犹疑不决。宝玉的坦白，他的天真和优柔，他的理解和怜悯的能力，他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主角，米希金公爵（Prince Myshkin）。两个人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怜悯的爱被怀疑为白痴（描述这位中国英雄的重要的字是“呆”和“痴”）。两个人都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负荷的，结果就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精神错乱和麻木无情。两个人都是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都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米希金公爵作为一个白痴的结束，因为纳斯塔西亚（Nastasya）死后，他发现在一个贪婪与淫欲的世界里基督之爱是不会有效的；当宝玉最后从其呆痴中脱颖而出时，他已认识了爱情的破产，但很典型地他弃绝世界以担负起一个隐者的无感情。
刚才听你引述赫尔曼·海塞的话，把梅思金称为“秩序的破坏者”可以给夏先生做个补充，即贾宝玉和梅思金确实都有破坏的一面，反叛正统理念的一面。但千万不要把他们说成是“革命者”。只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海塞还说梅思金天真而优雅，真诚坦荡而慷慨大度，这些评语，也完全适用于贾宝玉。他们两人都是天真的正统价值理念的否定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黛玉也成为贾宝玉的知音，而薛宝钗则未能成为贾宝玉的心灵同道。薛宝钗的思维方式在正统的眼睛里是最正常、最符合规范的方式，她不是秩序的破坏者，而是秩序的忠诚儿女。
复：贾宝玉和梅思金确是都极为天真，说得更为彻底一些，都是混沌未凿的孩子。你注意到了吗？在描写大观园时，曹雪芹曾用“混沌未凿、天真烂漫”八个字来形容这个世界。梅思金和贾宝玉都是大观园女儿合众国的公民，都是赤子。这是他们的根本相似之处。海塞所说的思维方式，还属于头脑。而赤子状态，则属于心灵。这是更深层的共同点、共通点。这两个小说主人公的相同点，也是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伟大赤子。《红楼梦》作为灵魂自叙性小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灵魂投影，贾宝玉天真的孩子状态就是曹雪芹的心灵状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如此，梅思金和阿廖沙就是他的人格投影和灵魂化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进行自我描述，他说：
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
我不知道我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人只有一种状态是命中注定的：他心灵的氛围是天和地的融合。人是多么不守规矩的孩童；精神本性的规律被破坏了……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沾染了邪念的天上神灵的炼狱。我觉得，当今世界具有消极的意义，因而崇高的、优雅的高风亮节成了讽刺。如果有人进入这图画，和整体的印象与思想不协调，总之，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的，那么结果将会如何？画面被毁坏了，存在便不可能了！
可是眼看着宇宙在一层粗糙的表皮包裹下受苦受难，明明知道只要意志的一次进发就能将它打破并与永恒完全融合，了解这一切并作为卑微的创造物而存在……太可怕了。
这两段话虽是他早期写的，后期他的信仰已由怀疑走向坚信，但他的孩子状态都永远没有变。作为“时代的孩童”，他从塑造梅思金到阿廖沙，其天真状态一直如此。
梅：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了后期即进入写作其代表作的时候，灵魂负荷都很沉重，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时代的孩童”，创作时没有功利之思，只有心灵之火，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这种相同点，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谈“空”，一个谈上帝，但都会与孩童联系起来。老子说“圣人皆孩儿”，好像是个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复：按照佛教的学说，“我”空了，佛才能进来；我腾出净洁的空间，佛才有立足之处。同理，只有当我“无”时，上帝才能进来，如果我的心胸塞满权力欲、财富欲、功名欲，上帝固然可以拯救，但要格外费力，是否救得成，也未可知。把“空”与“无”理解为虚无主义是不对的。“空”，是看破物质的幻想，并非精神的空虚。“空”时的心灵不仅最为清净，尤其最为充盈。扬弃虚妄之物恰恰赢得新的实在。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理想人物都塑造得像个孩童赤子，自身也像孩童赤子，就因为孩童未被世间流行的价值形态所充塞，也未被固有的思维方式所驱使，他们的心灵还是一个未曾被权力、财富、功名所侵占的“空”场。
梅：贾宝玉与阿廖沙（还有梅什金）有许多共同的根本之处，但确实也有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思想差异反映着作者不同的大文化背景和大文化立场。
复：不错。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最有智慧的伟大儿子，他们分别负载着这两国民族文化精华最丰富又最深刻的宝藏。两个民族的灵魂内涵是什么？到这两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去寻找就知道了。如前边我们在谈论美学时说，曹雪芹把生命价值视为最高价值，把青春生命视为最高的美。至美的生命即是极限，林黛玉与晴雯的生命即是价值极限。所以曹雪芹唯一牵挂的是美好的青春生命，其他价值形态都要建立在充分尊重这种个体生命的基石之上。《红楼梦》的全部情、全部爱都投入个人生命之上，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情与更高的爱。这种爱是情爱，是亲爱（亲情），但又是波及一切生命的世情，包括对不情物与不情人的兼爱，也是博大的爱。贾宝玉都体现着这种爱。把贾宝玉说成无情的石头，说成只忙于构筑自己的桃花园，恐怕太冤枉了这位“怡红公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基督教的忠诚信徒，他并不把个体生命价值视为最高价值。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有一种高于生命价值的圣神价值，这就是上帝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的圣爱才是最高的覆盖一切的爱。为了实现这一最高价值，个体生命可以牺牲，可以忍受苦难，可以放弃个体的一切欲望，包括情爱的欲望。阿廖沙体现的正是这种价值观。所以他的目标不是“复归于婴儿”，不是守持赤子状态就满足，他还要复归苦难的大地，亲吻不幸的人间，永远背着十字架在充满荆棘的世界上苦行苦旅。这无疑比贾宝玉更为崇高。但是这种价值观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确认上帝的存在，有了上帝的存在，才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理想人物的价值逻辑链条，即上帝——圣爱——拯救——牺牲——忍受苦难——拥抱苦难的大地。《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能打动全世界的心灵，就是凭借这一价值逻辑。我也从心底深处仰视这一逻辑，但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中国文化没有上帝这一前提，也不可能拥有上帝所派生的价值逻辑链条。中国文化只有一个“人”的世界，没有“神”（即上帝）的另一个世界。我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苦苦追索的正是在没有上帝的条件下，我们良知的源泉与根据在哪里？是不是没有上帝，我们的良知就无所附丽。思索的结果，我们找到《红楼梦》，找到另一种圣经，这就是把个体生命视为最高价值的圣经，把青春生命视为最高美的圣经。这部经典极品虽未能把“崇高”范畴推向极致，却把“柔美”范畴推向极致，它虽不是刚性史诗，却是柔性史诗。我和林岗在全书的论证中，拒绝褒此抑彼，拒绝在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者之间作出高低价值判断。认为拯救固然有充分理由，逍遥也有充分理由。阿廖沙返回大地拥抱苦难大地拥有充分理由，贾宝玉逃难大地告别苦难大地也有充分理由。
梅：你认为贾宝玉最后离家出走，不能像阿廖沙那样承担苦难的理由是什么？
复：理由是自救。他无力当救世主，连最心爱的几个女子都救不了，还能救世界吗？晴雯、鸳鸯、林黛玉等已当了牺牲品了，他如果真想去拯救，也只能多一份牺牲品。在确认世界无法拯救，自己也无力拯救时，自救便有了理由。守护生命的尊严，守护生命的本真状态，拒绝与泥浊世界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理由吗？贾宝玉的出走，既是反叛，也是自救。曹雪芹正是因为自救，才赢得逍遥之境，才赢得精神价值创造（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和心境，才获得其生命的意义。没有放下世俗的负累，如何提起注满血泪与智慧的如椽大笔？五四以来，在革命即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名义下，山林文化、隐逸文化被声讨被围剿，逍遥之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作家的自由就从这里开始丧失。
梅：这两年，我一直留心现代隐逸文化的命运，结果发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坛没有隐逸文化的立足之境。中国古代还有放任山水的自由，《儒林外史》中还有王冕的逍遥自由，而现代社会则没有这种自由。周作人、林语堂、废名等都想当现代隐士，结果隐士梦都破灭。中国现代文化的苦难负荷太重，不允许“象牙之塔”的存在。你曾告诉我，象牙之塔的毁灭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大现象。所谓象牙之塔，其实就是逍遥之境，独立创作之境。它的毁灭，固然有权力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拯救国家的道义压力。
复：你说得对。象牙之塔并不仅是为了自适、为了虚度时日，而是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进行潜心的创造。扫荡这种王国，就不可能有《红楼梦》。所以我既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荒漠之境，也能理解曹雪芹大观园的逍遥之境。
梅：我能理解你这些观念。多年来，你自己就在拯救与逍遥中徘徊，在宗教与审美中徘徊，在神性与理性中徘徊，在理性与感性中徘徊，在神主体性与人主体性中徘徊，在孔子与庄子中徘徊，在屈原与陶渊明中徘徊，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中徘徊，在鲁迅与高行健中徘徊，在基督与慧能中徘徊。最近这几年，你感到拯救无力，感到所谓“改造世界”不是你力所能及，因此你的天平便往逍遥一端倾斜。虽然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都衷心仰慕，对其文学成就都给予最高的礼赞，但在灵魂的出路上，你却往曹雪芹这一端倾斜。我们不是教徒，虽格外尊重宗教，但不必有宗教式的思维，不必有一个终极真理的决断与结论，不必有“二者必居其一”的立场。我们是文学的信仰者，我们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论，我们就生活在悖论中，生活在提问中，生活在张力场中。我们不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看作基督教教义的形象演绎，也不把《红楼梦》看作佛教理念的形象转达。我们只把他们看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作品文本的本身就充满悖论，就充斥各种不同的声音。小说传递给我们的是“复调”，是双音与多音，不是终极真理的绝对命令。所以你在《罪与文学》中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明文学的灵魂维度和“崇高”审美范畴是符合学理的，而借助曹雪芹说明文学的生命本体价值和“柔美”审美范畴也符合学理。我们比较贾宝玉与阿廖沙，也不是去做道德价值判断，而是探讨他们相同和不同的生命内涵和美学内涵。
复：你对我的描述大体上是准确的。现在我更牵挂个体生命，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待他人。所以也完全能够理解贾宝玉那种对于生命尊严和诗意生活的追求。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从他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灵魂深度”，至今仍然陶醉于他的深度描写。但是，我又无法接受他的那种“忍受苦难”的“灵魂负荷”，更不会与讴歌苦难产生共鸣。我的第一人生不断走向知识，第二人生则不断走向生命，凡是进入生命深层的伟大文学作品，都让我倾慕与醉心，都援助和提高了我的心灵。所以，无论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对于曹雪芹，我都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