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举世惊心。为了安抚亡灵、鼓舞生者，国务院将5月19日至21日定为“哀悼日”，下半旗志哀。“不知死，焉知生”，生死事大，必须尊重，而坚强活下来的人们，肯定会在巨痛之后重建家园。天灾无情，人有情，国有情，家国一体，这次最为生动也最为感人。
彰显对生命的尊重，这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此举不仅仅是对死者的终极关怀，所谓厚死，应首先表现在厚生、护生，这样才是真正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捐助之后，悲痛之余，我们该把对生命的尊重不仅仅是对灾区的人们，更应扩及到所有的普遍人，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共和国的公民；也不要因为天灾人祸，才能“彰显”，平素就该时时尊重，天天“礼拜”，这样“以人为本”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确实该拿出抗震救灾的精神来“为人民服务”，且不论灾难还是升平时期，那么所有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就能更加具体化、世俗化，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都知道痛与苦、都需要爱与亲。
世上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尊重普世价值，并对世俗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尊重，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那样爱与恨才会有缘有故，爱总比恨更有力量。
前些天翻陈之藩先生《剑河倒影》一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感慨：国外还能听到教授谈人生，哪怕调子悲哀，然年轻的一辈“不知是时代把青年折磨的，还是青年们的头脑全让盗墓者盗去。最好的，是在‘不漏水’的小室里钻牛角尖；下焉者则是行尸走肉地过日子了”，感到他自己“像一片落叶似的在这个时代飘零”。
确实，每个时代都有“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然“落叶”、“飘零”之感总常有。是时代有了病变，个人无力抗拒，只得随俗而化，做个虚假的动作？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灵魂与精神丧灭，无方向感与归宿感，满目荆棘，不知所往？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大势所趋，又为大势所弄，上下浮沉，无力左右，便会“飘零”。
意欲何为？家园何在？我们时常在问这个时代和自己：仅满足于职业生涯的设计，拿一份薪水养家糊口；仅在人情薄如纸的现在，偶与同道抱团取暖，紧紧张张地过日子，忐忑不安守着那份事业。看来，时代的进步并没有解决人生幸福的问题，也无法给予我们终极追问的意义，人们总在磨日子中讨活路，然后呆看时代变幻的脸。
“实事”、“求是”本是一体两面。别说谈人生这个抽象的大件，就是讲日常的小事，也得“实事”，即这到底哪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不得且不能“实事”，何来价值上面的“求是”？这便是时代之痛。而消除此痛的最好方式，就是尊重事实敬重爱，事情让民知之并关爱他们日常的一饭一粥。
这期首尾两篇文章都用了“？”号，此为无意之举。如果前一个问号是问天，那么后一个问号就该是问我们自己，畏天敬神，尊重生命，让我们活着相爱，该是这两个问号最好的回答。
我国最早的教科书——
清末中央统编教科书的出现
在新式学堂以前，各级官学所采用的教材，如《四书》《五经》，都由封建统治者亲自选定或亲自组织编纂，以“钦定”的形式颁布使用，即使是用于启蒙教育的识字教材，也必须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默认才能流行于世。封建统治者垄断和专制，使教材发展在异常一致的轨道上运行。清末，癸卯学制的颁布（1903），科举制的废除（1905），促进了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涌现，旧教材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需求，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公学堂等校开始自编教科书，并在社会上流行。新学堂对教科书需求量的迅速扩大所蕴含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使一些有识之士蜂涌而至，竞相出版教科书。这些校编、坊编、个人编撰教科书一方面蓬勃发展，有效地满足了新式学堂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讲求快速，也导致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最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中央垄断的传统教材局面，冲出了晚清政府对教材的控制，不利于甚至危及到清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垄断地位，掌控不了控制民众思想和传递支配文化的重要工具。所以，如何控制教科书，进而控制新式教育的走向，防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新思想传播，是清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统一教科书就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教育任务。1902年10月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成立编书处，作为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启动了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编写现代学校教科书的计划。然而，大学堂编书处虽然存在了两年，却没有大作为。1904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关闭，教科书出版仍处于自由状态，使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加强对全国教科书的控制，通过发展政府统编教材，最终达到逐步取代民间教材的理想目标，1906年6月，学部设立编译图书局，主持全国统一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当年，中国第一套由中央官方组织编撰的现代教科书正式发行，这套教科书恪守“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寄托了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教科书来实施社会控制的理想。学部编纂的教科书，在每册最后都附有《学部允准翻印初等小学教科书教授书章程》，准许各地对其进行翻印，足见学部以官方的气势推行统编教科书的魄力。
(石 鸥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