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日记中的叶圣陶
? 王 涛
内容提要：
叶圣陶先生早年曾长期在开明出版社做编辑。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邀北上共谋国是，交织着兴奋与惶恐。作为旧式文人，他并无他求，只求发挥自己的业务所长，为出版业做出贡献。但会务缠身和书生从政却让他感到诸多的不适应，不只一次想脱离公务机关。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不适应者，当时应该不在少数。新时代的思维方式与旧时结习的矛盾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
全文约4.4千字
内容摘要：
1949年对于中国众多的文人而言，注定是一段奔波，也是令人兴奋、激动的日子。这一年叶圣陶五十五岁，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他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的奔赴解放区。但叶圣陶毕竟只是一位民主人士，从他的《北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也许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们更可以重温那一代知识分子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心灵的独白，他们的悲伤和喜悦，憧憬与彷徨。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游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心灵的实录。
一、北上之旅
2月27日夜，叶圣陶和二十几位知名的知识分子登上了“华中”轮，踏上了解放区之旅。也许是对前途充满期盼和希望，在船上，这一群人都异常地兴奋，组织晚会，唱京戏、民歌，讲故事，猜谜，充满了欢声笑语。叶圣陶记道：“略有风浪……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此消磨旅途光阴。”有一次叶圣陶还乘兴做了一首七律，前四句是“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又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以答诸位君子。3月1日，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徐铸成四人还每餐聚饮，被柳亚子等称为四大酒仙。三十多年后叶圣陶对此行充满感慨，那次旅途中“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3月5日从烟台上岸，叶圣陶初见当地的两位中共军政领导，“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3月7日在和一个青年聊天后深为佩服，“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3月8日在莱阳，当地的党政军各机关人员来看望他们，“彼辈均善于谈话，有问必答，态度亲切，言辞朴质”。晚上在田间举行欢迎会后叶圣陶十分感动：“余以为如此之戏，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生面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3月10日在听了当地干部谈收藏保管文物的情形后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所以说3月11日他在华东正式的欢迎会上的演讲——“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至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当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不是客套话。此时他们对共产党具备了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但叶圣陶做人做事都很认真，对自己的定位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把邀请他们北上、盛情款待他们的中共方面称为主人。叶圣陶对于主人的热情有所不安。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宣传部长等从莱阳迎接他们，中午正式欢宴，当夜，烟台市党政军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之后又是宴会。叶圣陶表示，“明日行矣，以此为送别，我人深感受之不安”。10日晚到了青州，主人为他们准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青州的党政军首长都到站迎接，叶圣陶又多些感慨：“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绝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1日又是盛宴，“菜多酒多，吾人虽尚饱，亦不得不勉力进之”。3月18日，当他们到达北平时，市长叶剑英及众多民主人士等一起到车站迎接，场面很隆重，然后他们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叶圣陶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无功而受禄，感动之余会多一份压力。当然，对主人的各种安排，叶圣陶也不十分清楚，3月25日在六国饭店举行茶会：“初未知何事，及坐齐，始知中共中央今日迁来北平，毛先生与其诸同志将检阅军队，此间诸客人谋有所表示。”
…………
四、书生从政
叶圣陶乃恂恂儒者，温柔敦厚，诚恳笃实。朱自清曾说“他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的和易出自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我所见的叶圣陶》）。但他有时也很固执，坚持自己的原则。宋云彬曾记载一件趣事，讲叶圣陶年轻时的故事：某次宴饮，主人强客酒，圣陶恶之，再四拒绝。伯翁从旁解劝，谓圣陶故不善饮，请勿强。圣陶正色曰：“否否，余故善饮，独今夕不饮耳。”（《红尘冷眼》8月17日》）叶圣陶长期在开明出版社当编辑，开明人的工作态度是脚踏实地，稳健笃实，一丝不苟，相濡以沫，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开明风”。而在开明风树立的过程中叶圣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又如他在负责文协期间，文协的会刊《中国作家》大家已经盼望很久了，但他对会刊的来稿质量很不满意，“彼此以为勉强筹集，必无佳篇。外间属望此志甚久。而所出平庸，殊失文协信誉……余因托雁冰告有关诸友，望共喻此意，暂不主张此志出版”（1947年8月6日）。他还曾在上年由于种种原因坚辞开明的理事和监事职务，只做一名普通的编辑。
叶圣陶对于新中国的工作也是很认真的，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十分讲究语言，并敢于据理力争。7月3日开会时认为教代会发起缘起“有两处改动，遂文理不清。余主不用缘起，否则以教育人员而出此，令人齿冷。大家皆主张用，并有人谓此稿‘四平八稳’‘平正无疵’。辩论结果，仍决由起草人修改”。第二天“晚饭后，与彬然共同修改教代会缘起，历两点半钟而毕，就原意使之连贯，删成七百余言。迩来此种文字应用甚多，一般人似以为有之即可，不必深究。余则以为非通体完密，得体合理不可。喻此意者甚少也”。叶圣陶拟定中学课程标准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的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唯有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他对于有的文章只重思想性而不管是否通顺的文风深恶痛绝。
叶圣陶说到底是一个文人，作为自由职业者，他已经习惯了那种能自由支配时间的专业化的生活，对于建国初期那种欣欣向上但又不免带些形式主义的机关生活有些不适应。他认为反复参加一些大致类似的会议，听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发言相当无聊。10月13日感叹：“竟日治杂事，不成片段之工作。以后恐将永远如是矣。”总的说来叶圣陶还是了解自己的。但建国初期人才缺乏，他也是身不由己，“余名在出版总署，与乔峰同为愈之之副。他们何以提及余，不之知。余实怕尸其名。就实际而言，余岂能助理全国出版事业之大计乎。唯提出余不愿为，亦殊鲁嗦”（10月16日）。工作中事务多，晚上十一点能到家就已算早，回家经常是“疲劳甚矣”，这恐怕也有违他的初衷。少了点闲情，有时心情厌烦就想辞去工作：“余于工作时间之延长，学习之必须领导而又领导不来，出版署责任之重，编审工作之难以作好，一时纷集于胸，颇思脱去此公务机关。墨劝之，谓不宜如是。余思竟而离去，诚令人觉其怪，然余实不习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