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有谁知国士
? 黄 波
内容提要：
湘潭人杨度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其一生起伏不定，变化多端。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物，一生当中有无贯彻始终的线索？黄波先生认为是有的，那就是咬定“君宪”不放松，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杨度时常感到彻骨的凄凉。杨度一生爱国，为人光明磊落，也是可以为人称道的。
全文约7.2千字
内容摘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湖南湘潭农家走出来的杨度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这种奇特从外界加之于他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名号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宪政专家”，“帝制祸首”，“投机分子”，“爱国者”……
把这种奇特性放到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应该是毋庸深怪。因为，整个清末民初史就是一页主配角不断转换、音调音符频调、剧目随时更新，让旁观者目迷五色的大戏。而杨度这个幼从名师王湘绮，在传统学问之外修得帝王学与纵横术，后来留洋又参透宪政之精髓，诗文佼佼不群，目无余子的湖南人，又曾经那么深地卷入各种政治漩涡中，仿佛永远是舞台上的主角，在持各色眼光、立场迥异、诉求不同的人那里，对杨度所扮演的角色产生或“正角”或“丑角”的认知歧异，又有什么奇怪？
但杨度显然只有一个。他不断地在变化，而变中自有不变。这个“不变“的部分，按杨度的自我判定，是“国士”。1926年冬，这时的杨度已经要靠做人幕僚来维持排场，显示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了，但他依然豪情满怀睥睨当世，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宵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好一个“市井有谁知国士”！“国士”者，一国之士也。杨度究竟凭什么以“一国之士”而自居？
咬定“君宪”不放松
“君宪”，这个词语，对杨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君宪”，他和孙中山等人激烈论战；因为“君宪”，他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清廷中暴得大名；因为“君宪”，他和袁世凯结成了深厚的关系，得到了一块由袁氏亲题的“旷代逸才”的匾额；还是因为“君宪”，在袁世凯帝制迷梦破产后，他成为“帝制祸首”，不得不从北京逃到天津去做寓公；……
而说到“君宪”，不能不从清末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说起。
中日甲午一战，撕破了洋务运动华丽的外表。痛定思痛，中国人终于知道，仅仅学别人形而下的技术是不行的，于是有了康、梁的变法。康梁都是书生，他们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没有雄厚的权力基础，变法终于被慈禧太后给扑灭了。慈禧太后要扑灭康、梁的变法，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不甘权力旁落，还因为在康、梁的计划中，欲对她实施激烈行动的计划。暴怒中的慈禧杀了六君子，还准备废掉光绪，可是洋人纷纷表示抗议。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习惯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时的慈禧发现居然还有自己能想而不能做的，羞愤之下便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将洋人驱逐出中国，没想到引来了八国联军，她不得不仓皇逃到西安去避难。屈辱的议和后，慈禧虽然回到了紫禁城，但这场“庚子事变”给了她很深的刺激，不得不以光绪的名义下一道罪己诏，重新拾起过去被她废弃的变法图强的旗帜。然而，经历了这么多场折腾之后，仅仅虚张声势的变法戏是唱不下去了，在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压力下，从根本上改革以亿万人奉一人的政治制度，实行宪政，这一点被清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世界各国的宪政，不外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在“民主”二字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民主立宪要好于君主立宪。其实这是一偏之见，君主与民主，这只是国体之争，而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统治者的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约束，关键在于是否实行宪政，看一国有无宪法，看一国之上下有无遵守法律的习惯。民主立宪固然有美国这样的好例，而君主立宪也有英国和日本的样本。英国和日本虽同为君主立宪，但也有区别，这就是日本虽然有宪法，有内阁，但天皇的权力还是很大，而这正是清政府在立宪中相中君主立宪，在君主立宪中又独奉日本模式为榜样的奥秘。
清政府要以日本模式来推行君主立宪，这其中有其小九九，杨度为什么也要咬定君宪不放松？
杨度和君宪第一度发生关系，缘于清政府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这五位大臣中，虽然不乏像端方这样比较新派的人物，但要说到宪政之精义，要形成文字之报告，只能是一片茫然。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五大臣的随员之一、杨度的老乡湖南凤凰人熊希龄便想到了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1906年夏，时年三十二岁的杨度一气呵成，替五大臣草成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皇皇大文，从此，在上层人物中，“宪政专家”杨度的声名已是不胫而走。杨度之所以愿意代五大臣起草关于君主立宪的报告，主要原因就在于，君宪本来就是他的最爱。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人的思想不会凭空而降，杨度君主立宪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要归结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和留学东洋后对日本政治的切身感受。
可以认定，杨度的君宪思想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形成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这时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日俄一战，居然使庞大而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低头，中国人很容易得出“宪政优于专制”、“唯有宪政才能强国”的结论。而在留学日本的生活中，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平生第一次领会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的妙处，当时留学生办报、结社风起云涌，几乎无日无演讲，无日无辩论，这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描绘的那种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制度不可比拟的。然而日本又保留了自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中国留学生于日常交际生活等细微处，时时能够体验日本人对天皇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现象，给杨度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正好和他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的认识结合了起来。在杨度看来，中国有几千年的帝王专制制度，国民能力程度不高，中国人久已习惯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符号，如果没有了这一个符号，则人心不稳，非启祸乱不可。同时面对清末的乱局，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这就是他认为中国民族多，文化不同，民主易致分裂。而要实行宪政，也并不是非民主不可，在君主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实行宪政。
杨度的这种君宪思想堪称一以贯之。1905年，他就是以这一套理论和孙中山辩难，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据章士钊和刘成禺所记，辩论结束后，杨执孙手而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1〕1907年，他在《金铁主义》这篇长文中鼓吹经济立国、军事立国，路径仍然是将“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为责任政府”，改造的方法则是“开国会”，他认为：“以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反之而以国会改换政府，其事甚易，而所改者必优于前者”。在他看来，只要有国会，有内阁负责，就可以实行宪政，为了达到宪政目标，“君主亦可，民主亦可”，只看哪种方式代价最小，易收实效；1915年4月，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夕，杨度写成轰动一时的《君宪救国论》，所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仍然不离其初衷；直到帝制取消，被北洋政府通缉中的杨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表示：“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1916年6月6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后退位、处于四面楚歌中的袁世凯病死，传闻袁死前有“杨度误我”之言。杨度激于这一传闻，有感而发，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是，到底是君宪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你袁世凯没有把这个制度实施好，请你在九泉之下反省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杨度依然认为，在济世救国的药方中，他这个君宪的方子还是最好的，但如果配制失误，或者乱加药引，导致药效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哪能怨这个方子呢？
杨度君宪梦的彻底破灭，则要等到1917年张勋复辟。武人张勋和文人康有为主导复辟，自然不会忘了杨度这位君宪制度最有力的辩手，没想到杨度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发出《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先说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紧接着笔锋一转，痛斥张勋复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2〕。君主立宪，其精神实质在“立宪”，而张勋等人岂足明乎此？杨度在电文中沉痛地说：“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杨度早已看出张勋绝不能成事，这一电文可能有怕受连累的意图，但他也深知，经此一胡闹，恐怕再也无人去深入领会君宪之精神实质了，所以其痛心也是情见乎辞。事实是，从此以后，杨度再也不谈君宪了。
杨度的君宪梦破产了，但他对后来历史演进的预测却没有完全落空。他在那篇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第二次宣言》中说，共和国之元首不定于一，即不能禁人不争，于是，“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数年一选举，则数年一竞争，斯数年一战乱耳。彼时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变为兵选……”〔3〕袁世凯这个短命的皇帝倒了，在名义上的共和国体之下，上演的不正是“所谓民选，变为兵选”的滑稽好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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