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
——《严修日记》及其他
? 秦燕春
内容提要：
袁世凯临终感觉到最对不住的人是严修与张一麟。作为翰林的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亲密，并一度成为袁氏的家庭教师，哪怕在1909年袁被迫以“足疾”开缺，他是唯一上疏保袁，后又到火车站为袁下野送行的人士之一。民元，袁当上了总统，多次邀他“入阁”，他都婉拒，始终保持“不仕”且独立的人格，并不断规劝袁认清形势，顺从民意。洪宪失败袁亡，严修亲自去吊丧，他与袁世凯可谓“君子之交”。此文为青年学者秦燕春即将出版的《袁氏左右》之一节。
全文约8.7千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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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严修虽然绝不涉足官场，但经常以朋友身份入京看望袁世凯，尤其逢年过节。如1913年1月8日，严修专程抵京由张一麟陪同，“入见总统，谈约两小时，款茶点。五时半辞出”。作为“家庭教师”的严修更是事必亲躬，不辞劳苦。1914年严修自欧洲游历返回，除6月25日进京谒袁、大概是面陈欧游体会也算“交差”之外，8月15日、16日两天，严修更在京亲自查看袁氏三兄弟归国后的读书处“卍字廊”。8月20日严修再见袁世凯，为三袁读书事商定细则，“谈约六刻钟”。9月16日严修又与已经归国的规庵兄弟等四人前往新墅所在地的北海静心堂查看，然后再至卍字廊，与袁世凯“谈约一小时”。11月8日严修在京“观袁氏弟兄课业”，又见袁世凯，为子弟课业如何“谈约五刻”。
而一国总统袁世凯，同样对布衣素人严修毕恭毕敬，极尽“西席”的礼遇。1914年7月严修嫂嫂病故，袁世凯不仅令“王承宣官达奉大总统命来吊，送祭席一桌，奠仪千元”，更在开吊之日，令袁克文与袁乃宽来吊，“表示代表个人”，绝不以官样文章对待严修。1915年1月1日严修进京贺年，1月6日公宴于怀仁堂，袁世凯在国务卿与文武各官中为严修专门安排的座次，看上去很是礼敬体面：“余在总统左侧第一席，首席为国务卿，旁坐侗将军（宗室溥侗，红豆馆主）、润贝勒、余及杨左丞（士琦）。”
1915年1月，严修在袁世凯故居附近的辉县花费千元买山，“长十余里，阔约七里，有老松八十余株，有橡、柿等树，有地二顷余”。同年4月17日严修和袁氏昆仲等人赴辉县百泉游玩，住在袁世凯下野隐居的彰德养寿园，这是严修第三次来到此地了，发现此园“花木之盛过曩日”。根据4月19日的日记推断，严修这次于辉县购置地皮，可能是想用来在此地建立大学之用。
这次南游之后，本年7月8日，严修又到北海新塾查看在此读书的袁氏兄弟四人，他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不稍松懈。这天下午袁世凯在南海和严修谈了三个小时，亲自送他到福华门。仅仅时隔一天，7月10日袁世凯就派专车又来接严修进京，两人见面，再谈一个多小时。
笔者推算，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在袁、严交往中，最值得推敲。
这之后不足一个月，1915年8月3日，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洪宪帝制之谋正式粉墨登场。
确如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所言，刘禺生之《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例如如上所引之“冷笑话”，年龄小袁一岁的严称“袁四弟”就不大可能。因此，如下刘禺生引征的洪宪改制前后严修与帝制诸人的过节，也是掺杂夸张想象、需要辨析真伪的。
《纪事诗本事簿注》之七十六如此记载道：“筹安会气焰方张，一日严笵孙先生修，由津东入京谒袁，座谈竟日，笵孙先生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力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谓张一麟与严修平时关系甚善，因见袁世凯有心称帝，曾专请严修劝谏。据说严修于“正式劝告外”，还“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又陈“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果你袁世凯想当皇帝，为何不在四载之前辛亥革命之时、而在今日“政府颁布共和制度已明”之际？可谓逆天而动。就凭区区几封上书，如何能够“用笔而定天下”？可谓不顾民意。严修尤其指出帝制诸人“日挟云台（袁克定字）以蔽大总统”。又据说严修的如此一番言论让袁世凯为之“大动”，“有决计罢除帝制之意，或延缓以观其变”。此后不久，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于开会讨论各省各团体请愿书时，发表《大总统对全国宣言》，宣言特别强调了“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的态度。刘禺生接下来更铺陈“皇太子”袁克定的嚣张行为，道：
宣言正式提出，杨度等大悚，恐严说深入袁心，星夜专车赴汤山（笔者按，袁克定与人筹划帝制之秘密所在）与克定密商大计，何以对付孙、挽回袁意之法。翌晨同车入京，莅北海离宫，招集帝制要人，克定震怒，痛垢笵孙。扬言曰：今日之事，改行帝制，薄海皆知，出尔反尔，为祸更烈，如有人能担保取消帝制之议，袁氏家族永无危险，则姓袁的不作此皇帝。试问谁能担保？持杖将窗户玻璃全行击碎，最后以重器将大穿衣镜玻璃，搥为片片。在座要人，举当时情形言辞，尽告孙，孙急乘车还津。此后项城虽卑词谦函，不复再来京矣。
刘禺生还说，严修走后，“克定与帝制要人，入谒项城，又反覆论取消之害，项城爱子情重，圣意方回”，友情不如亲情，偏私可以昏头，帝制于是还是照样进行下去。
根据严修1915年8月17日致张一麟的信函来看，他7月8日那次谒见袁世凯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所谓“略陈鄙见”，应该就是反对帝制之见，但此“见”与此“劝”是否乃应张一麟之请呢？却不甚清楚。此见此劝之后，严修见“似持冷静态度”的袁世凯任由“都下热衷之士，并日进行”，“不惜以私立团体，少数心理，代表全国。反对之论，报纸摈而不登，赞成之说，闻亦不无润色”，他已经“雅不欲入都门一步”了。这份信函中痛陈改变国体无论“为中国计”还是“为大总统计”，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帝制乃是“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这番“爱之诚，不觉忧之切”的焦虑，严修倒是希望张一麟能够“乘间为我言之”，代为转达给袁世凯的。不过仅仅是到了第二天（8月18日），爱友心切的严修还是选择了亲自进京，“住北海。晚饭后，一灯独对，万籁俱寂，远寺钟声，悠然入听”，他不禁百感交集。8月19日下午严修见到袁世凯，两人谈了一个小时，看来效果不佳：严修以为筹安会之举将使得“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袁世凯却不以此语为然。8月20日严修返津。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挂牌成立。不过，9月6日袁世凯的确曾派杨士琦代为发表否认更改国体的声明，认为“急遽轻举，恐多窒碍”，为大局稳定计，此举“不合时宜”，也许严修的几番苦劝多少还是起了作用？但如若深究袁世凯这份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妙文，所谓“然本犬息流亡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竟然为下一步继续伪造民意张本。则严修的几番苦劝，到底还是没有惊醒袁世凯毒瘾发作一样的皇帝梦。
严修这一走就是大半年，直到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他才再度进京。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和袁世凯在居仁堂谈了两个小时。4月3日袁世凯在静心堂（另一袁氏子弟读书处）宴请了严修。6月6日当严修接到袁世凯病逝消息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谓必无其事”。一旦消息证实，第二天（6月7日）上午严修即火速进京，十一点达到，“哭项城于居仁堂”。此时袁世凯犹未成殓，“公子十二人（十三至十七，太幼，未与）环跪号泣，惨不忍睹”。看到一大群孩子，多数尚未成年，也许，这是一个“家庭教师”最特殊的伤心之处吧。
1916年7月10日，严修有信致规庵（克权），表达了那份发自内心的忧伤：“居常郁郁，如堕云雾。念君家事，尤刻不能忘。”8月21日严修专程到彰德，次日赴袁府吊祭，观题主礼（徐世昌点主）。第二天再往袁府，这一次是“至墓地观灵梓登穴”。8月25日严修才返回天津。
至于严修和袁克定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刘禺生渲染的那么紧张呢？严修与小袁的相过往，应该是袁世凯宣统元年被去职赶回彰德之后的事。留在京师任职农工商部的袁克定，本身既是袁世凯在政坛的“耳目”与“联络员”，与袁世凯交情甚密而又为人正直的严修自然是袁克定经常可以拜访乃至商讨事情的父执。1909年2月21日《严修日记》记载：“袁云台来，因《时报》诬蔑慰帅，愤欲控诉。余劝止之，并戒其勿多发议论。”袁克定该年恰好刚过而立，难免还是血气方刚？或者他性格的偏急由此可见。1913年6月24日严修专门赴京与袁世凯商量其子弟出洋事，之前之后都曾和袁克定有过交谈。1914年8月24日袁克端结婚，严修前来祝贺，遇见袁克定，“谈约四小时”。1916年4月2日晚，严修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再度返京晤见，之后曾专门“访袁云台于延庆楼。谈刻许”，意思内外似乎颇有点不客气？！
就《严修日记》的记载来看，特别是袁世凯身后至严修去世之前，袁克定与他来往很是频繁，似难相信袁克定曾对严修如此失礼过，至于后者有“落荒而逃”的嫌疑。尤其1919年1月袁克定生母、袁世凯元配夫人于氏去世，严修先是赴天津袁宅吊丧，又亲自送灵至老车站，天寒路滑，“步行约四里许”。3月15日严修再赴彰德，仍住养寿园，18日袁克定特请赵尔巽（题主）、严修、王士珍（襄题）为母亲点题木主。18日送殡，严修有《第五次至养寿园》诗，面对着“燕南残雪尚缤纷，洹上青青麦陇云”的无边江山，生出一番“忽忆当年旧宾主，仰天无语立斜曛”的历史长吁。
1929年，严修谢世，天津《大公报》发表了社评《悼严修先生》，相传出自张季鸾的大手笔。文中谓严修“冲谦淡泊，狷洁自爱”，又特别详论严修始终不为民国乱世之官的自我修持：
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北洋旧部鸡犬皆仙，独严氏以半师半友之资格，皎然自持，屡征不起，且从不为袁氏荐一人。以袁之枭雄阴骘，好用威胁利诱侮弄天下士，独对严氏始终敬礼，虽不为用，不以为忤。
终袁之世，严卒不拜一命任一职。公私分明，贞不绝俗，所谓束身自爱、抱道循义者，庶几近之。
继袁当国者，如黎冯、如曹张、或与有旧，或慕其名，皆欲罗致之而卒不能。其处身立世之有始有终，更可见矣。
社评最后结论说，“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
这话确是明鉴、至论。
严修便是如此，一个平凡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