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流年共向冬
——忆吴宓
? 盛禹九
内容提要：
关于吴宓先生的文字够多了，但这篇不一样。盛禹九先生1946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恰吴宓先生在武大任教，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引证吴宓的日记，对吴宓的上课、《红楼梦》研究、1947年“六一”惨案中的表现都有所披露，也对后来的遭遇有所着笔。这篇文章淳厚纯朴，感人至深，吴宓先生的性格与命运多有刻画，不可多得。
全文约5.5千字
内容摘要：
…………
“六一”惨案挺身而出
1947年6月1日凌晨，国民党政权为了镇压武大学生运动，出动军警数百人，包围珞珈山，抓走数十个老师和同学。为了营救被绑在囚车内的同学，学生们和军警们在男宿舍前的马路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军警们狗急跳墙，开枪射击，有三位同学（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倒在血泊中。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营救行动，在日字斋宿舍拱门前的马路上，目睹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王志德同学（江苏人）被枪弹击中，倒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脑浆迸裂，惨不忍睹。我差点也成了烈士。
“六一”惨案唤醒珞珈山的师生们，从此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一致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于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于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被释放的外文系的学生中，有一位是给吴宓老师提意见的徐本炫。1952年，徐本炫从武汉调《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与我一起共事。在“肃反”运动中，徐因1947年在武大被捕的事受到审查。当时，值我参加外调工作，曾多方求证为徐辩诬澄清。事后谈及此事，徐对我表示十分感谢。
“野烧难存先圣泽”
1949年4月，吴宓在珞珈山武大寓所写了一首诗：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
这首诗的题目是“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虽然是“寄蜀中诸知友”，实际上是对好友陈寅恪诗作的唱和。陈“己丑”诗写于1949年1月，原诗如下：
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斗岁新。
食蛤那识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
独卧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渡江身。
陈寅恪晚年在“岭南”落户，吴宓“余生”留在“剑南”；陈寅恪“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吴宓则是“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尽管两人晚年落户地点不同，两人不去台湾留在大陆的贫困状态和无奈心情则是相同的。
“野烧难存先圣泽”。长期以来，吴宓一直以“存先圣泽”（保存和保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也因此被批判为顽固的“守旧派”。实际上，吴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回国以后，就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学经典名著和先进文化，说明其人并不“守旧”。当年，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不仅要“把全部国学，包括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里去”，甚至主张废弃汉字，取消中医、京剧，扫荡所有国粹，“全盘西化”；老祖宗传下来的任何精神遗产统统报废，实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之滥觞。吴宓主编《学衡》，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撰写发表《论新文化运动》长文，主张存旧立新，反对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此，过去包括鲁迅和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人，对吴宓和《学衡》的批评乃至批判，都有失之偏激和公允处。正如吴宓弟子季羡林所说的：
雨僧先生当年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为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落花早惜故园春”。吴宓借用“落花”、“早惜”二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之花果飘零，以及自己之悲愤已久。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此后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弃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发展到“史无前例”和“人神共怒”的地步。今天，人们重新评价孔子的学术和功绩，传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显露出吴宓当年的远见卓识。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
“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按：此处的“万劫”，应作“乱世”解；“惊”字，指“前途未测”。当时，吴宓是“惊看世局新”，不是“欣看”或“喜看”“世局新”。1949年，吴宓本来有出国的机会。他之所以不出国，是因实在舍不得离开中华文化植根的这块土地。吴宓十分热爱中华文化（包括宗教、祭祀、礼仪、服饰、饮食……更不用说经、史、子、集所有的中国经典），十分习惯于中国的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人伦关系等等。1949年4月29日，武汉解放前夕，吴宓匆匆飞往西南，是因对新世局的不察：能躲就躲；躲一天，算一天。这和陈寅恪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陈于北平解放前夕登机南下，来到广州，不再前进一步去香港。陈寅恪也是愿远离政治中心，但不愿离开中华文化故土，其心态与吴宓完全相同。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二十八年，“人与流年共向冬”，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例如：
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醍醐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吴宓在文革中不断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以至足髌目盲，最后被遣送回陕西老家……人们听到，这位留下逾千万文字精神遗产的一代国学和西洋文学大师，离世前满怀悲愤和撕心裂肺的呼喊：
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