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首话胡风
——兼论百年启蒙的悲剧根源
? 姜 弘
内容提要：
胡风冤案早已定评，然对胡风为代表的文艺思想以及其历史定位的评价远没有完成。姜弘先生站在百年启蒙的平台上重新审视，并对胡风冤案及其历史根源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胡风的思想实际上是对鲁迅思想的传承，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再延续。现代文学史上的历次文艺论争，胡风始终作为有力的一方，他对“大众文学”、“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等，尤其对于五四启蒙思想，始终清醒的认识，保持独立的人格。胡风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并维护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忍辱负重，应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全文约14.8千字
内容摘要：
…………
四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在八年以后，在又一次论争后期写出来的，是对论争对手的答辩，也是对十年来的文学运动的总结。1940～1948年间，中国发生了极大变化：抗战胜利了，内战打响了又接近尾声了。这中间，思想文化界有两件大事：延安文艺整风和重庆文艺论争。前者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形成和权威地位的确立；后者标志着胡风文艺思想的趋于成熟。重庆论争爆发于1945年，在此以前，胡风文艺思想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注意。胡风提出：文艺家必须提高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社会也应该认识和尊重这种人格和要求。他认为，这种主观精神、人格力量在创作活动中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就是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对创作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深入具体的探讨，是胡风文艺思想中最具有独创性也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这种用生疏的词语所阐述的精微理路，很难为一般缺乏艺术实践经验的人所理解；更因为直接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延安派观点相左，很快就受到了指责。论争就是围绕着胡风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论展开的，所以史称“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胡乔木与舒芜谈话时，点出了分歧的关键和实质所在：“延安在批判主观主义，你们却在鼓吹主观精神，毛泽东同志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严格区别开来，你们却把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后来，乔冠华等在香港发起对胡风的批判就是由此出发，集中批“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就是回答那几年的批判并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观点的。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胡风著作中最有理论深度又最有论辩性的，表现出了远比他的对手们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艺术鉴赏力。首先是他抓住了根本，根本就是人，他明确指出了他与乔冠华们在对人的理解和态度上的根本分歧。文学创作是一种人为了人而描写、人给人看的、只有人才有的活动，因此，首先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人”与“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乔冠华们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说的是政治上的人、阶级的人，是“敌、我、友”，是“人民”、“群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他们对这些抽象的人、概念的人所下的评语，如干净、善良、优美、坚强、健康，或丑恶、卑鄙、自私、肮脏等等，也全都是从概念出发的、笼统的。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当然只能催生出无数公式化概念化的次品和赝品。胡风的看法则大不相同，他所说的人，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界定的现实的人、具体的人，这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着不同的性格、气质、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全都生活在复杂万状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网络之中，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其中当然有阶级关系、阶级性，不过如鲁迅所说，是“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胡风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人的问题，所以他没有首先从阶级上去区分，他的提法是：“对于作为创作者的人和创作对象的人的理解。”
1982年他向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说起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说他主要得益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纲》，其次是《神圣家族》；文艺和美学方面，主要是致哈克纳斯等的那几封信。还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的引文，是他自己从日文译出的。由此可知，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真经，他的“主观精神”一点也不“唯心”。
按照他的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描写“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而作家和他的对象都是感性存在，实践的人，所以创作过程不可能是单向反映，而只能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作家向对象突进、深入，和对象一起进入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在这同时，对象也深入到了作家的心里，激起他的全部精神积累和感情记忆，从中吸取能够吸取的一切，生发能够生发的一切。这既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和他的人物一同成长。这不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孕育新生命似的创作过程吗？新生命所吸取的一切都来自母体，在那里，客观外界的物质营养都已经融入了母亲的机体和生命，能机械地去区分主客观、物质与精神吗？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作家的主体性，不但是对外界，也包括对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把自己转化为客体，审视自我，如托尔斯泰所说，作家应该去研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意识中才能观察到的内心生活活动最隐秘的规律”，而不能止于从外部去观察人、研究人，“谁不以自身为对象研究人，谁就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的知识”。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犯人又是法官，也是同一道理。这当然不仅仅是知识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格、意志、情感、胸怀的问题，这是对作家自我的极高要求。胡风那么重视主观精神、人格力量，原因就在这里。
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使得胡风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保持清醒，没有附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貌似激进而实为倒退的民粹主义思潮，这集中反映在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上。正是在这个涉及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上，突显出胡风与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根本思想分歧。据巴金回忆，他曾问胡风为什么受批判，胡风的回答是“因为我替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那是他正在写《论现实主义的路》的时候。有关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这本书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即1948年秋天，胡风就已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进行了全面分析。
他那两个一再受批判的提法：“人民的生活要求里面潜伏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封建主义活在人民身上”，是对《论民族形式问题》里的有关看法的发展，实际上是丰富而又深刻的科学论断。如前所述，既体现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一致，更与鲁迅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这样谈论知识分子与农民及其关系，是希望中国有良知的作家能本着“五四”启蒙精神，摆脱“歌颂”、“暴露”教条绳索的束缚，如实地写出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促使他们觉醒，从精神奴役下突围出来，从“自在”进到“自为”，获得个性解放，获得自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不还是那个“解放”与“进步”的关系问题吗？
这次论争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胜利在望，不少人已经在梦中描摹和平建设的未来。已经熬过了十年内战又八年抗战，稍有良知和良心的人都不会想到再去打仗。就在这时，在重庆的胡风，和同在那里的周恩来身边的“才子集团”——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共同商量发起一轮新的启蒙运动，以接续受战争影响的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就在这前后，延安方面派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宣讲“工农兵方向”，双方撞车，于是有了这场论争。结果，“才子集团”连同周恩来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可见，延安派、地下派早就存在，而且有隔膜。抗战胜利的巨大变动使得论争暂时搁置，到了1948年又一个胜利在望之际，才发起批判。在香港的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胡风派的同时，还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与此同时，北方的哈尔滨批判萧军——这是怎样的阵势啊！可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乔冠华们的回答、反击。多么不识时务，简直就是堂·吉诃德！可他面对的并不是风车，而是既有最新花叶又有几千年历史根须的强大的“意德沃洛基”。
五
从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个思想上的堂·吉诃德的战斗之路，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风：一个中国的堂·吉诃德，一个苦斗了一生的启蒙斗士；一生都在从事启蒙工作，无论是写作，是编杂志，还是教书，全都是在启蒙，在为启蒙辩护。他的坎坷，他的悲剧，也全都由此而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通过他这面镜子，可以照见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的悲剧及其根源。
这悲剧来自知识分子可悲的地位与处境，更来自中国政治文化的恶劣，游民意识浸透了政治，知识分子就时时处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苦况。以往那些批判、那些运动，不都是如此吗？胡风在谈到他倒霉的原因时，一次又一次地肯定是因为替知识分子说话。我们这个社会往往习惯了贬损知识分子，而且是自己贬损自己，我们自己灵魂里就有游民意识。在以往那些年里，我们都把那些侮辱知识分子的丑话当作了马克思主义，真是荒唐。近来颇受人注意的普列汉诺夫就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
近年来一直有人在呼唤“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在呼唤启蒙——补“个性解放”之课，提高国人的素质。百年来前人不断在发出这样的声音：戊戌时王照要康有为先办教育；辛亥前严复劝孙中山先办教育；“五四”时期陈独秀也说要先献身于教育。不幸的是，不是不听，就是坚持不住，都热衷于政治。政治被军阀痞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才有了前前后后说不完的悲剧。也许，政治真的是灵魂，是纲，不抓不行。但也要看是什么政治。1946年沈从文在谈到副刊的衰落时，也谈到政治的作用，他建议重新界定政治，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今天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好像有此意思，但愿如此。
这是我照胡风这面镜子时所想到的。当然，胡风有他的不足和缺失，当年鲁迅就说过。事实上，他的理论和为人都有不足，理论上有不少那个时代的明显偏向，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艺批评中也有偏激不当之处。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的基本精神和人品，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许多人所缺乏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都去启蒙，但应该保持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胡风不能和鲁迅相比，但作为传人，应该说是合格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生为启蒙，为立人，而不是为权为利为名为位。如果他要争地位，1938年就当部长去了，何须等到1949年？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郁达夫，当年鲁迅逝世时，他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话说得也许有些过激，用语不当，对照上面所引普列汉诺夫的话，那用意是明白的。我在这里引用这些话，绝不是把胡风与鲁迅相提并论为伟大人物，而是希望能以健康的心理、谦逊的态度去看待有品格有成就的前人，从精神上学识上多得到一些教益。
当人们沉浸在“新帮闲”和“新国粹”的辉煌与笑声中的时候，我愿意回顾历史，从中寻找于今天有用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