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彼一时
——读“文革”出版的批孔书
? 胡松涛
内容提要：
如今孔学已成显学，据说仅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即达一百余所，而在国内，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学也竭力推荐孔门之书为童蒙读物。可是在“文革”期间，孔子则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胡松涛先生逐一介绍了当时几种主要的批孔书，如《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论孔丘》，其批判的视角和风格今现代人感慨不已。
全文约5.2千字
内容摘要：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孔子又热起来了。面对书店排行榜上众多解说《论语》的畅销书，我就想起三十多年前批判孔子的情形。到自己的书房上一翻，翻出当年出版的“批孔书”——“文革”中出版的批判孔子的书——竟有十余本。闲来翻看，颇令人拍案叫绝。
1971年9月，林彪叛逃而亡后，举国批林。批林连带着批孔，当时叫“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影响很大，深入到工具书。19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对“儒家”一词的解释为：“儒家，以孔丘、孟轲为头子的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儒家反动思想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工具。”
批林与批孔弄在一起，这中间的因果联系让专家去说。这里只说批孔之书。“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了许多批判孔子的书。查阅当年国家出版事业局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批孔的书有几百种，成为出版界一大奇观。
这里，拎出来几本一说。山重水复，此时彼事。在“孔热”的今天，重温已经被大家遗忘的一个并不久远的另一个空间的热闹，或许不是多此一举。
《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
《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赵纪彬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9月第一版，五万二千字，书号11001-255，定价0.25元）。
这本书的初稿写于1969年10月，增改于1973年5月。它研究的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诛杀少正卯这样一个事件。此类问题，对于工人农民，对于衣食住行，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与“文革”时代甚远，八竿子也打不着。但是学术一与政治沾边，事情就大了，正如作者所说：“先秦思想战线上的儒法斗争过程，是从孔夫子诛杀少正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此一思想史过程，反映人民斗争的伟大胜利，社会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伟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犹为揭露当前‘尊孔’逆流反动实质的一大关键”。
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历史上一直有些争议。《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一书中，第一部分为“史实明辨”，首先把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计四十九人的五十一项资料分为“六种说法”一一列出：七日而诛说、为鲁司寇而诛说、称恶说、伪造说、诛字训责说、三月而诛说等。作者在考据上用了一些功夫。作者断定，孔子诛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得驳倒他人，证明别人错误。说到别人的错误时，持孔子诛杀少正卯为“伪造说”的钱穆、冯友兰等名家自然要在被否之列。所以，江青曾让冯友兰看看这本书。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杀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让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不久，冯友兰在自己的《论孔丘》一书中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认可了“七日而诛说”。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考》一书应时而生。所以，如我这样身在偏远乡村的少年，在“文革”时就已经通过大队的高音喇叭广播知道了“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旧事。贫下中农们对这件事情是不大关心的，但是贫下中农们听了大喇叭，愤愤不平的是孔老二看不起农民。一个学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道理，他竟说这个学生是“小人”。于是，生产队里开批林批孔大会时，政治队长先组织学习了毛主席语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村是一个广阔的田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然后高呼口号，愤怒地声讨孔老二“这龟孙”（现场语言）看不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三言两语之后，一下子就转到了种田的事情。身处其中的少年之我，心想：这可能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
长大后，我对《论语》有些兴趣，找来读，并且把它作为枕边书，可能与少年时经历的批孔大环境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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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丘》
《论孔丘》，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9月第一版，197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全书六万八千字。大三十二开本，书号：2001-156，定价0.22元）。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上海、天津等地出版社也租型大量印刷。
冯友兰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中说：“1973年秋天，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了。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情很紧张。我想，糟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向是尊孔的。现在要批林批孔，我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了。后来又想，这个思想不对……我要同革命群众一起，批林批孔。”于是，冯先生一反自己几十年尊孔的观念，一反他在《中国哲学史》中的立场，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批判。他的批孔文章先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毛泽东看了，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然后让《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冯友兰奉命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还写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论孔丘》。且看《论孔丘》的章节标题：
第一节，春秋时期的前进的形势和孔丘的反动立场
第二节，反动的政治纲领——“克己复礼”
第三节，“德”与“刑”的对立——儒法斗争的一次战役
第四节，伪善的道德原则——“仁”和“忠恕之道”
第五节，反辩证法的“合二为一”论——“中庸之道”
第六节，孔丘的宗教的天命论和“实用主义”的鬼神论
第七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
第八节，复古主义的文艺观和反动的教育路线
第九节，历史的结论
毛泽东看到并表扬了这本书。他说：“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
冯先生说：“同是一个批林批孔，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对于我确实是一种幸福。”
“文革”后，人们对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反思，像当时拒绝批孔的梁漱溟就曾对冯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是这样反思自己的：“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的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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