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下 皇 帝
? 张志东
内容提要：
如今帝王戏热播，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像最近刚演完的《汉武大帝》，将一代雄猜之主描绘为英明圣武之君，给以“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谀评。张志东先生为此专撰一文，评论中国的皇帝系列，展示了皇帝们的真实生活，着重揭露其腐朽、荒淫和无能，意在清除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皇帝崇拜，推动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
全文约9.0千字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们为了再现历代帝王的生活，拍摄了一大批帝王题材的影视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宏大的构想、巨额的投资和逼真的形象演绎之下，观众、演员、投资人、媒体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近年来，一些学者也从书斋中走出来另辟蹊径，将受众从戏说的故事引领到正说的史实中来，电视热播，书市热卖，大有逢人必说史、洛阳又纸贵之势。
然而，冷眼观潮，人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众多的影视剧，对帝王的塑造唯恐形象不高大，连那些昏君暴君都得以平反昭雪；向观众灌输的还是天子至尊、臣民低贱的思想。学者们的讲解固然普及了历史常识，敞开了学术圣坛大门，但以史说史，让人难以折服。须知，中国封建历史几乎都是官家所修，虽然出现过司马迁等春秋之笔，但那些御用文人们不能也不敢违背圣上旨意秉笔直书；而借用野史说事，一己之见难以释疑解惑，廓清迷雾。艺术家毕竟不是史学家，用不着拘泥于史实，史料太多体现不出艺术创造，戏说历史既能发挥想象，还能大大提高收视率；艺术家也不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需按传统的思想编导故事，顺着观众的思维杆子爬过去，既用不着动脑子，又不冒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而走向大众讲坛的学者们只要把自己掌握的史实讲清楚，并且将学术的门槛降低些，来一点下里巴人，自然能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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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推动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发展的帝王。但是，在整个帝王群体中，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所谓的明君，其暴行也是触目惊心，不胜枚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始见于《诗经·小雅》的古诗，虽然说的是奴隶社会时的情形，却也是对封建时代君权统治最恰当的概括，它一语道破了帝王专制霸道的本质。既然国即是家，皇帝的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就是一种必然。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诱因，就是戍边误期一律斩首。封建王朝加在人民头上的王法，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汉武帝讨伐匈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导致民变四起。为了控制局势，他严令地方官员以全家人性命担保，迫使基层官员大开杀戒，以致整县整乡百姓被杀光。清朝皇帝入关后，颁布剃头令，强迫汉人按满人习俗剃发，宣布留发者不留头，留头者不留发。从秦始皇开始，历朝皇帝都重视皇陵建造，为了保守机密，几乎所有修建陵墓的民工都被封闭在墓中；而那些皇帝的嫔妃们，在皇帝死后大都为死去的帝王殉葬，真正是惨无人道。
历史上越是有作为的皇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秦始皇登基后建阿房宫、造骊山墓、修长城和驰道，每年服役的人数达到三百万。到秦二世时，百姓承担的赋税超过其收入的三分之二。隋炀帝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修御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动用人力无数。特别是修造大运河，虽然为后世的漕运带来便利，但其目的仅仅是为满足自己游乐的欲望。为了赶工期、抢时间，他诏令全国公民，凡年十五岁至五十岁男丁都要上阵，如有藏匿者斩三族，如此调用民工五百余万人。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民工死亡过半。他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船高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以金玉装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侍卫宦官所居，其设施也十分齐备。皇后乘坐的叫翔璃舟，比龙舟小但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贵人和美人乘的是漾彩舟。一路上舟舻相接二百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空，极尽豪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进献美食，吃不了的全都埋掉。康熙皇帝为了享乐，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乾隆帝又大兴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和圆明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们津津乐道的乾隆六下江南，其实都是用民脂民膏满足帝王的淫乐。乾隆历次南巡，都是正月十五左右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清口渡黄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京时绕道江宁，祭明孝陵，然后返京。每次都历时四个多月。乾隆帝经过的御道，中心路宽一丈六尺，两边各宽七尺，路面必须平整坚实，不得随意弯曲，以致许多良田被毁、坟墓被挖。每隔几十里，必建专供休息的行宫，当地官员都要敬献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每次南巡，乾隆都会带上大批的妃子和王公大臣，车船连绵数十里。所到之处，官员叫苦，民不聊生。
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将门虎子、黎民俊秀，还是先天不足的庸常之辈，一旦成了皇帝，必然要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对帝王生活的迷恋，和对失去这种生活的恐惧，使之始终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帝王们普遍患有怀疑、仇恨和残忍的综合症，不论是边塞外族、手下臣民，也不论你是否对其地位形成挑衅，只要他认为是一种障碍，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原始也最管用的杀戮手段。清朝皇帝强令汉人剃发，1645年夏天，江苏江阴百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紧闭城门，坚决抵抗。清统治者调集二十万军队围攻县城，结果近十万百姓全遭屠杀。即使是和平年景，皇帝滥杀无辜也是寻常之事。女皇武则天在杀人方面丝毫不亚于别的皇帝，她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大臣乱用酷刑，制造了无数冤案。和平时期杀人最多、手段最为残忍的当属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为有效地施行暴政，他们成立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使各级官吏动辄得咎、人人自危。朱元璋借肃贪肃反之名，将左丞相胡惟庸、开国功臣蓝玉杀害，受牵连处死的官员达五万人之众。朱棣在夺了其侄子建文帝皇位后，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和所有服侍过建文帝的宫女、太监杀掉。大学士方孝孺不肯效忠，朱棣令人将方孝孺磔杀，同时将与其有联系的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全部处以极刑，创造了株连十族的记录。明清皇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对臣下奏章中凡有损帝王尊严者一律处死；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案，都牵连了数百人。这些文字狱不仅刑法残酷，而且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极大地限制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皇帝杀人，动手之前往往有自己的理论。汉武帝喜欢结交士大夫，许多奇才能为己所用。但他性格暴躁，为人刻薄，不能容忍别人小过，稍不留意就要杀人。大臣汲黯进谏说：“陛下爱才乐士，求之不倦，每得一人，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汉武帝却笑着说：“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这是多么可怕的杀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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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皇帝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已近百年。然而，两千多年的精神压迫、肉体残杀和思想扭曲，专制体制的流毒仍在，皇帝崇拜的阴魂未散。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没有凤凰涅槃的超越，“皇帝”这个特殊的名词真正成为历史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