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 吴茂华
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曾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1917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胡适先生也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三不朽”取代宗教的灵魂不朽。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吴茂华先生的文章总结了这场运动的得失，认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自由。赶走了上帝，人类必定会匍伏在人间皇帝的脚下。
全文约8.0千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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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国初期，基督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国家派来的传教士及建立的教会遍布全国各地。基督教对中国城市乡村影响日隆，引起许多知识分子如蔡元培等深为不满。面对愚弱蒙昧的国民，他有感于他们只有多神教的迷信，而无真正信仰精神，认为这是国人精神之结构性的缺失。1917年，蔡元培著文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为人在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愉悦时，精神升华中激发出“善”的因子，所以美育可以陶冶情感性灵，有积极正面价值。胡适也是取代论的赞同者，不过他提出的是以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替宗教的灵魂不朽。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蔡元培的文章，他的这一“取代论”很合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胃口，以此否定宗教特别是传播已很广泛的基督教。然蔡先生的论点引起基督教知识分子刘伯明的异议和反驳，刘认为美育固然可以成为培养性灵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内在生命。因为美是极为复杂的东西，并不必然包含有善，审美对象如美术、文学作品，其精神内核往往并不纯粹，艺术创作的源头更多来自人的情感欲望层面，而情欲就可能含有低下、恶劣的东西，许多艺术作品乃“恶之花”是也。所以艺术是移情，是“满足欲望的暂时替代品”，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绝对价值。
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发起人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文化人，“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是其宗旨。他们在《少年中国》连出三期专刊，率先发起讨论宗教问题。刊出的二十多篇文章中对宗教多持批评态度。其中以王星拱、李石曾为代表的文章尖锐抨击宗教的神秘主义，认为宗教代表了蒙昧、落后状态，只有原始人需要它，而对现代人而言，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智，不能盲目迷信宗教。他们指责宗教企图“以原始人之石器，而代我今世之利器，其愚诚不可及”，在他们的笔下，宗教是愚昧迷信、有害无益的代名词。另一博物学者周太玄更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在一篇《宗教与人类之将来》的文章中以预言家的口气说道：“人不是宗教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他不仅替中国人，而且不容置疑地推翻了全人类的宗教信仰。在《少年中国》上撰文的还有后来成为非基运动中坚人物的吴稚晖，他根本否认宗教信仰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认为宗教乃妄想妄断者所造，应当“开除上帝的名额”，并怒不可遏声言：“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又说“美学、文学、宗教等情感学，是一痴愚盲目的女性”！贬斥宗教，连其左邻右舍都一棍子打过去的态度，可谓比那位说“上帝死了”的尼采还要决绝而不留余地，吴稚晖反教的姿态比任何人都更激昂，霸道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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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至7月是非基运动第一阶段的高潮。当时知识分子的非基言论之所以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不仅因为对科学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绝对迷信，还应归咎于民族主义思潮流行以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使基督教衍化为一个政治的话题。本来，基督教存在于人类社会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宗教信仰是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正常状态，用平常心看待即可，不应特别加之毁誉。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中西碰撞、新旧相激且民族危亡积贫积弱的高度政治化时期，一个非常的时代难免没有非常之举。
1924年随着日本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中国政府军事外交连连受挫。全国反帝情绪高涨。同年8月，由上海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同盟规则，共产党人唐公霰为主席，发表宣言，通电全国要求支持。南京、长沙、广州、太原、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反教组织。上海宣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为主导，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工具，“圣经每一页都写着‘送枪炮来，拿银子去’”，“无论是布道或教育，有意无意的都是传其国际资本主义的观念，以破坏中国的民族觉悟与爱国心，所以我们应该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国民党报纸《民国时报》副刊每周刊出《非基特刊》，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发表大量猛烈抨击文章，形成呼应之势。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异常积极活跃，早在成立之初就把反教列为其工作目标，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反对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革命路途”，明确把反教和革命目标连在一起。因而他们有意识地组织青年学生的活动，影响作用巨大。公开将反教与政治目标融为一炉，而不屑于教义之争的还有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也说到：“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反对的……若说到他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
此时非基运动已完全超出初期由学生和知识分子自发发动的性质，而成了由政党控制，以青年学生组织为推动他们政策的工具。1924年12月，广州非基同盟分部在圣诞节期间动员学生上街示威、演讲发传单，扰乱冲击教堂，强迫听众离场，将圣诞节期间定为“非基督教周”。运动很快得到长沙、济南、苏杭、宁波、武汉等地跟进响应。激烈的口号，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非基运动迅速扩展为群众政治运动，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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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结束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展开清党行动。在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由政党推动的非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但这次庞大的非基事件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后来在知识阶层中民族主义精神盛行，对西方现代文化、宗教信仰抱一种偏见和排斥态度，以及大众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拉扯上关系的许多耳食之言，大都肇始于此。
更令人思考和值得关注的是当时那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精英的言行姿态。对1900年发生的那场“暴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曾是持强烈否定态度的，但二十多年后，却又是他们发起导演了这场“文明排外”的非基运动。何以如此？除了政治历史客观背景使然，个中缘由发人深省。本来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就必然包含不信仰的自由，知识文化人从文化角度出发，对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的探讨辩难是在常理之中，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狂躁偏激言论以及极端主义倾向，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左政治的幼稚病。不仅暴露出中国知识阶级精神文化上的弱点和不足，并且严重违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非基运动过去已八十年，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反帝是正义而有必要的，而知识阶级带头起来反基督教甚而反对一切宗教却不无谬解。
发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场非基运动在当时得到了彻底胜利。当年那一批知识精英无法料到的是，它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了宗教也消灭了自由，“不受制于上帝，必然受制于暴君”。国人用愚昧、狭隘和偏执赶走了至高的上帝，终必匍匐在人间皇帝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