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宽容”
? 柳士同
内容提要：
在现代语境中，“宽容”是指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而不是对不义、不公的容忍。柳士同先生的文章从几件具体的事说起，让我们明白了对哪些事应该宽容，对哪些事则不应该宽容。
全文约4.6千字
内容摘要：
自从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宽容”的重要。1985年，荷裔美国学者房龙《宽容》一书的翻译出版，更是引起国人对于“宽容”的热衷，并把它当作一个颇为时髦的话题挂在嘴边。再加上“向前看”、“历史宜粗不宜细”等等话语的提倡，似乎我们对过去的一切都应该“宽容”了；无论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当年的施虐者，也都可以如鲁迅先生所嘲讽的那样，统统“咸与维新”了。而在某些人的笔下，鲁迅则成了一个“睚眦必报”的人，那句“一个也不宽恕”的遗言亦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
的确，我们今天是够“宽容”的了，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当下，宽容之风实在是盛行得可以。这里不妨看两个例子。先说当下的，青年作家郭敬明因抄袭他人的作品，已被法庭判定赔偿和公开道歉，可郭敬明却毫无悔意，拒绝道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此事受到广泛的指责，中国作协却显示出极大的宽容，不仅将郭敬明吸收为作协会员，还处处为其辩护。介绍人王蒙说：“我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对年轻人是要给他们时间反省和纠正错误的。”令人颇为失望的是，至今也未见郭敬明承认错误——真不知这个“反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再说过去的，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宋彬彬。1966年，宋彬彬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改名“附属实验中学”）的高中学生，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她的出名是在1966年的8月18日，那一天她登上了天安门，把一枚“红卫兵”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胳膊上。毛泽东问起她的名字，当听说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她就改名“宋要武”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风头最劲的一支，该校的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活活地被这些红卫兵小将打死的。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有证据说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人证明当时宋彬彬是否亲自动过手；但她是该校的红卫兵头头，领袖式的人物，应该说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当她改名“宋要武”之后，该校的武斗之风，毒打老师的现象就愈演愈烈了。全国的红卫兵自然也就跟风而上，随着“要武”的号令，仅8月18日之后的短短二十天里，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死于非命！然而就这样一个“文革”标志性的带头人物，如今校方竟将其当作“荣誉校友”，引为母校的骄傲，在该校2007年的九十周年校庆时被奉为上宾。而宋彬彬（现已改名宋岩）本人的“自荐词”，其履历竟然是从1968年才开始的，1968年之前的历史完全给遮蔽甚至抹去了。当然，身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宋岩，确实是母校的“辉煌”，可我们能因此就宽容了1968年以前的“彬彬”“要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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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宽容这一概念是有它特定内涵的，即它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房龙的《宽容》一书，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宽容现象的严厉批判，是对历代各国极权主义对思想的钳制、扼杀和镇压的严厉批判。在房龙的笔下，宽容无疑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而《宽容》一书则分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然而，我们在使用“宽容”这一概念时却要宽泛得多，甚至将某些有违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也囊括其中了。如果宽容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那么所涉及的无非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则不应该存在任何“前提”。正如伏尔泰所说：“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这里说的“观点”也好，“说话”也好，是不包括谎言在内的，对于谎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宽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宽容》一书之所以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就是因为在那之前的“文革”对思想的禁锢。别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哪怕是信件、日记、私下的谈话，以及向“组织”所交的“心”，甚至凭猜测演绎出来的“腹诽”，都可能成为一个人“反革命”的罪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特别地渴望宽容，因为这是对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的表达权的尊重。这种对于宽容的极力提倡实际上又正好与当时“解放思想”的口号同步，因此深得人心。但这并不表示对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尤其那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也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宽容了，哪怕是事情早已过去，许多人都已淡忘。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宋彬彬，其母校所出版的《辉煌90年》图志，她给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与死难者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恰巧分别放在第66—67对开页上。莫非这是编印者有意为之，从而使这对开页上左右比衬的照片另有深意？但不论从校方还是从宋彬彬本人的态度来看，这一做法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遮蔽和遗忘。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反省，遑论悔意和道歉了。无论是红卫兵的残忍暴力，还是郭敬明的剽窃抄袭，都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当不属于思想宽容的范畴之内。那么，在他们未曾服罪认错之前，我们是无法也不应该予以宽容的；也不是一句“要给他们反省和纠正错误”就可以一笔带过的。就连基督教徒忏悔自己的隐私，还得面对上帝，让神父聆听忏悔的内容呢，何况这些阳光下的罪恶和过错，不向公众认罪和道歉，怎么可能获得公众的原谅和宽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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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的宽容不仅要有前提，而且宽容的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应该是指向无权者而不是有权者。美国人可以宽容普通民众的婚外情，却决不宽容闹出绯闻的克林顿总统。就连曾经以军事独裁著称的印度尼西亚，最近也通过一项法律，即民众辱骂总统不算违法。本来嘛，民众有了怨气有些愤怒，总得让他们发泄一下吧？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心里有怨有气，还要骂一声“老天爷不长眼”呢，现代国家的公民骂骂总统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一点总统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必须给予宽容的。然而我们平日耳闻目睹的一些现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做了错事往往会遭到严厉惩罚，甚至写首小诗发个短信，批评批评、讽刺讽刺某些当地的官员，居然都被警方以“诽谤罪”拘捕！可对于我们的某些官员呢？即使是触犯了法律也往往会网开一面。两年前的七台河矿难，造成一百七十一人死亡，而涉及此案的十一名责任人却一直逍遥法外。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此愤怒地提出质问：“检察院和法院怎么回事？两年了还不判，怎么回事？这个应该向社会作交代。”有关方面这才开始审理。我们再怎么宽容，也不能宽容到听任某些人把“宽容”当作借口来影响和干涉司法的公正吧？近半个世纪之前，胡适先生曾提出“容忍（后来他将此词的汉译改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他对当时的台湾政治深思熟虑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其锋芒所向，正是专制集权的体制和不容异见的社会现实；他所强调的容忍，也正是集权政府和强势群体对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容忍，而不是相反。否则，那跟几千年来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又有什么两样呢？
宽容是一种品质，一种修养，是出自人的内心的善良与真爱，是对他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尊重。至于有人借此来宣扬诸如“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类的处世谋略，那可就南辕北辙了。因为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绝非宽容，而是等待时机，以便进行更大的报复或攫取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