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美 狼 心
? 祝 勇
内容提要：
祝勇先生的《华美狼心》一文，旨在揭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暴力倾向和伦理困境。金庸的《笑傲江湖》、《雪山飞狐》等作品中冤冤相报，无休无止，充满暴力的血腥和残忍。而且金大侠也无法做到作品的价值自足，相反却是漏洞百出，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救助于儒、道、佛等精神资源。
全文约15.4千字
内容摘要：
《霍元甲》曾使封闭已久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它使激昂的肢体动作在隐退多年之后重放异彩，再度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尤其是武术使肢体的放纵得以升华，使其进入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在它的映照下，“文革”时代的大打出手显得那么初级、那么小儿科、那么简陋不堪。武术更像一场精致的盛宴，使暴力成为一种精致同时不失礼貌的享受，而不是像打、砸、抢那样饥不择食。武术把动作和暴力的魅力推向极致，它使肉体变得无所不能，使它的功能越来越与神接近。
此后，金大侠隆重出场。首先是《射雕英雄传》的播出，以及金庸盗版书的大量出现。《射雕英雄传》最初是1957年到1959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实际上，金庸的主要作品，所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刚好在时间上与从“大跃进”到“文革”等大陆政治运动相对应。也就是说，金庸武侠世界的建立，与中国大陆的红色经典几乎是同步完成的，只是我们接受金庸作品的时间表相对滞后而已。金庸的江湖世界与大陆的政治风潮遥相呼应，平行发展，以各自的方式，使身体暴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于是，有人把金庸的小说视为大陆政治风潮的镜子，映照出中国人悲剧式的身体命运。其中的《笑傲江湖》尤被视为对“文革”的影射。尽管金庸本人予以否认，称“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但是，金庸撰写的大量大陆政治评论，特别是1966年《明报》创刊后撰写的大量社评，已经透露了他对“文革”的深切关注，以及他的小说与“文革”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今天重读他当年的社评，我仍然对他的政治敏感性深感惊讶。仿佛预言家，他对彭真罢官、打倒刘少奇、林彪覆灭、江青被捕等政治事件的大胆预测，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的分析，后来都得以验证，屡试不爽，仿佛本人就是“文革”的指挥者。他的武侠世界与“文革”全然无关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金庸通过作品表达了他对暴力主题的热衷。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带有武术的炫技色彩。这些描写常常令人拍案叫绝：“……欧阳克将已收起的筷子接过，随手一撒，二十只筷子同时飞出，插入雪地，整整齐齐的排成四个梅花形。将筷子掷出，插入雪中，便小小孩童也会，自然不难，但一手撒出二十只筷子而布成如此整齐的图形，其中功力深妙之处，郭靖与完颜康、侯通海还不了然，王处一与沙通天等人都暗暗惊佩，齐声喝彩。”
在武功的修饰下，暴力不再显得睚眦必报，而是开始向美学皈依。美此时取代政治，成为暴力的保护伞。搏击于是具备了舞蹈般的造型感，而不再是赤裸裸的刺刀见红。金庸武侠世界的建立，首先是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来完成的。练武不仅可以使身材的比例、肌肉的强度更合乎美的原则，更使身体和动作具有超乎常人的美，换言之，他们联手创立了一种身体技术，郭靖们通过苦练打造了一副无所不能的肉身，而金庸们则通过讲述来生产和传播关于身体的美学典范。这样的美学典范是极端化的，很难在生活中得到落实，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鹜，赞赏和追随这些标准。这是因为身体本身承担着强大的抒情和叙事功能，人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身体渴望寄托在一些特殊的身体之上；于是，这种超常的身体正在被符号化，它所承载的叙事冲动以消费的形式予以实现。对身体的塑造和推广，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大众的身体提供目标和导向，而是被它们所消费。人们用金钱代替选票，通过消费行为来表达他们对于身体的认可和赞赏。这标志着商品消费已经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当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在打斗重新成为话语核心的同时，一种重要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打斗的主语已经由第一人称悄然变成第三人称，即由我、我们变成他、他们。时代的演进制止了身体的放纵，狂欢节过去了，政治对暴力的庇护一去不返，对身体的管制重新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情况下，肢体的欲望只能通过叙述来完成。这是一种重要的转换——暴力由现实空间向想象空间的转换——或许只有在想象中，功夫才能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无所不能。“如果说，拳击的游戏规则多少掩盖了暴力性身体侵犯的血腥意味，那么，叙事作品毋宁说是产生种种接纳暴力的合适语境。叙事完成了一个特定长度的行动模仿，暴力行为有机地组织在故事之中，种种凶残的施虐由于故事的上下文而变得理所当然了。通常，文学的叙事作品是一种虚构，刀光剑影或者拳打脚踢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游戏，合上书本即可放弃这种游戏；然而，影像符号活灵活现地显示了种种血淋淋的场面，人们与暴力的距离近在咫尺。表面上，人们仍然遵从社会文明的种种条款，文质彬彬地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之前；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的嗜血欲望制造一个幻想性的满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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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先生曾经在给他的弟弟陈敏之先生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中国文化的“史官性质”：“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8〕《射雕英雄传》虽然只是一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闲解闷的小说，但它仍然具有浓厚的史官文化性质，企图以政治信仰构筑小说的价值时空。家国意义上的双重复仇几乎成为郭靖存在的全部理由，但郭靖的复仇却遭遇了尴尬。我们可以把郭靖对自己复仇意义的怀疑，约等于金庸对暴力价值的怀疑。实际上，只要有暴力存在，就会有对暴力的怀疑和解构。金庸苦心孤诣地建立的暴力伦理系统，到最后还是一盘散沙。岳飞如北伐成功，救出徽、钦二帝，赵构的帝位就要受到威胁，于是，赵构出于帝王的一己之私而害死岳飞。大宋的皇帝居然是最大的卖国者，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内奸。这使儒家教诲的忠君爱国观念遭遇了先天的两难——如果忠君，就不可能爱国，秦桧就是最大的忠君者，他忠实执行着赵构制定的卖国路线；如果爱国，将无法忠君，因为皇帝已经把卖国求荣当作自己的生存之道。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儒家传统把忠君置于全部价值的核心，那么，如果那个“君”是个恶魔，该怎么办？那个被皇袍所掩盖的肮脏不堪的卑微身体，是否能够构成你出生入死的全部理由？
以政治信仰为寄托的暴力价值突然被悬置起来。这使那些摩拳擦掌的身体变得无所适从。岳飞的困境同样是郭靖的困境，因为他们生活在同样的语境中，所以郭靖的处境不可能比岳飞更好，只是金庸唆使郭靖游刃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从而将这种矛盾有意回避了而已。成吉思汗看出了郭靖的困境，他说：“你心念赵宋，有何好处？你曾跟我说过岳飞之事，他如此尽忠报国，到头来仍然处死。你为我平了赵宋，我今日当着众人之前，答应封你为宋王，让你统御南朝江山。你是南朝人，做南朝的大王，好好对待南朝人，并非叛国，背弃自己的宗族。”无论郭靖怎样回答，他的狡辩不可能比成吉思汗的问询更加深刻。
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红卫兵的精神幻灭过程。由于红卫兵最早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革命的殉葬品，“联动”等一批“文化革命”先行者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继而毛泽东将全体红卫兵送至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使当年斗志昂扬的革命主体对他们所效忠的革命产生了彻底的怀疑。他们热情投入的那场革命，正在成为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运动。对革命的否定直接转化为对暴力的否定。他们正在抛弃从前的神圣偶像，并且开始为自己的身体寻找新的出路。
暴力的极端性，反而使得它的价值系统变得漏洞百出，不堪一击。雨果的《九三年》采用人道主义来弥合革命的偏执，因而他的反革命人物就很自然地成为救人的英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采取客观主义立场，所以他笔下的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表现出悲剧性的一面。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金庸在万般无奈之际搬出黄药师，发表了一段五四新青年式的演说，对貌似崇高实为伪劣的精神信仰进行怀疑和否定：“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虚伪的礼法，最恶的是伪圣假贤，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懵然不觉，当真可怜亦复可笑！我黄药师偏不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教，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哼！我这邪魔外道，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行事男盗女娼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金庸深知儒家兵器并不能四海通吃，只好搬出道家救火。
金庸的救命恩人之一是丐帮帮主洪七公。当儒家强调的“忠义”陷入家族中心主义和大汉中心主义的困局，当人们对正统的“正义观”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位儒道互补的模范人物作为另一种正义的执行者在江湖上现身。只有他在面对裘千仞的质问时能够理直气壮：“老叫花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我们丐帮查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实，一人查过，二人再查，决无冤枉，老叫花这才杀他。老叫花贪饮贪食，小事糊涂，可是生平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在洪七公的精神鼓舞下，拳头和剑似乎理直气壮。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洪七公致力于把这个乞丐团体打造成廉政公署，或者联邦调查局，那么他的丐帮就必然形成某种体制——实际上，江湖本身也是一种体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庙堂，其中充满权术、欺诈、争夺和倾轧，而绝对不是世外桃源，否则金庸笔下的江湖豪杰也不会置国家危难于不顾而一门心思地争夺《九阴真经》。儒道互补是一个逻辑怪圈，它们在各自遭遇困境时相互借用，却谁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在引入儒、道两套价值系统之后，释的出场似乎在所难免了。在这场不同价值系统的接力赛中，似乎只有佛家跑到了终点。始于儒而终于释，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脉络，也是可以涵盖金庸整个创作走势的线索。他的早期作品如《射雕英雄传》，基本是儒家道德的传声筒；中期作品，如《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则有浓厚的道家意味；晚近作品如《天龙八部》，则是佛家的天下。尽管《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早期作品，但它悲壮血腥善恶报应的伦理框架中，佛作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剂，也时而露峥嵘。鉴于儒道两家对“义”进行界定，对善恶进行区分的难度，以及复仇所引发的暴力的连环效应，佛家提出“四大皆空”的思想，用悲天悯人的大爱来化解世间的恩仇。恶贯满盈的裘千仞就是在洪七公的愤怒声讨和一灯大师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感召政策下幡然悔悟的。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叙事框架，而显示了佛家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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