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明孝陵：萧条异代不同悲
? 吴润凯
内容提要：
明孝陵，成为明、清、民国各类人物拜谒之寄托物，异代不同义，互为阐释，历史之厚重由此而来。
全文约7.0千字
内容摘要：
…………
三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起义军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亲率文武百官祭谒明孝陵，并发表《祭明太祖陵寝文》一篇。在祭文中，洪秀全自称为朱元璋的“不肖子孙”，以汉族、异族的民族二分法相号召：“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这番类似于清初遗民的沉痛表述，足以煽动汉人的民族情绪。在此言辞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造清廷的反，洪秀全都给自己贴上了光复汉人政权的政治标签。他之收复东南是“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他之定鼎金陵也是“谨依吾皇遗烈”，甚至他之“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也是出于“体吾皇之心，与天下附托之重”的考虑。通过谒陵，洪秀全将自己塑造成朱元璋的后继者，以及汉民族的大救星。
同样地，出于政治目的，清廷官方也在塑造洪秀全及太平军的形象。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他在檄文中仅强调洪秀全“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和变名教、毁庙宇的一面，而故意遗漏洪秀全祭谒孝陵以民族相号召的一面。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宣传策略是以“文化”对抗“民族”。
然而，宣传归宣传，被遗忘与被扭曲的历史却不能就此论定。在太平军的文化政策上，还是何绍基的评说较为允当，他在《金陵杂诗》中说太平军“全荒十大功臣庙，未敢摧夷到孝陵”。
这种功利性谒陵并不因洪杨的失败而告终，事实上，正如王焕镳所言，“清之末造，困于秕政，争言革命，以兴复汉族为号，郁勃轮囷，又有事于谒陵矣”。而洪秀全之谒陵，只是开其端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和清初的士人心态有着极大的相似度，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权，往往诉诸民族情感与夷夏之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复汉族，大振国权”等口号层出不穷。有鉴于此，明末清初遗民被策略性赋予“过古革命家”〔3〕的美名，塑造并遵奉他们为反清的第一代志士。愚忠与否在革命党人看来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帮“过古革命家”可以调动二百多年前的民族记忆。当是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记叙刺激着汉民族痛楚贲张的神经。顾炎武们不食清粟、恸哭于明孝陵的身影，在此被定格为革命与反叛的意象。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重借历史资源、祭谒孝陵的举动了。
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华民国立。邱逢甲情绪激动，即行祭谒孝陵。其《谒明孝陵》诗有句如下：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如君早解共和义，五百年来国尚存。
万世从今真一系，炎黄华胄主中原。
如此意气风发的谒陵之举，与清初遗民的洒泪哀告形成强烈的比照。趁着“汉兵到处虏如崩”的革命气势，邱逢甲的心态代表了时人的普遍乐观情绪。而谒陵的意义也显现出民初特有的表述：民族、革命与共和。排满革命的成功与汉民族的重新掌权是值得告慰明太祖的，这也是清末革命党人利用清初遗民激情的一种反馈与回报。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天后，孙中山亲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以汉族重光告慰明祖在天之灵。“雄心已雪先朝辱，大义竟亡九世仇”〔4〕。同时，孙中山并不止于狭隘的民族偏见，而是宣扬“五大民族，一体无猜”，也不止于传统的王朝更替，而是倡导“共和之制”。这些近代政治观念在时人眼里无疑具有远大的实现前景，因此，孙中山才说，以前的救时之士谒陵总不免“唏嘘流涕”，而此次谒陵则是乐事一桩〔5〕。王宠惠在《追怀总理述略》中并称，孙中山选择此日谒陵实是当日为参议院议决推选之期，孙恐军中不愿其辞职，“故特举行祭告，移师城外，使勿预选事也”〔6〕。如此，则孙中山确以行动践履了谒陵祭文中所称的民主与共和观念，难怪杨杏佛在其逝世后的挽联中称其“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7〕。
孙中山此次谒孝陵的盛况也成为历史上谒孝陵的绝响了。由于各种因缘，孙中山逝世后，也选择葬于紫金山。中山陵取代明孝陵成为民族情感与政治表达的空间。“此后孙陵冈畔路，又须重勒燕然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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