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浪漫
——话说雷海宗
? 张晓唯
内容提要：
雷海宗作为现代“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其一生在学问与事功、尊严与现实之间始终不如法，性格即命运。作为学者的雷海宗，1957年的“落难”有其必然性，待到1961年摘掉“右派”的帽子，一切都来不及了。
全文约8.7千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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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在1957年的“落难”带有戏剧性。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氏的这一观点显然触及主体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政治高层一定要作出反应，这在当时是符合体制逻辑的，即使不是康生，也会由他人关注此事。有意思的是，天津地方文教主管部门及南开大学相关院系领导也认定雷氏发言属于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保护用意十分明显，与高层旨意相违拗。直到最后时刻，地方不堪压力才转而与中央保持协调，雷海宗遂在劫难逃。此前，或许是有意安排，雷氏在不同场合迭发正面言论，俨然“南开反右第一人”，令局外人颇感迷离诡异，实则雷本人也极力避免“陷进去”，不得不全力“自救”，如今看来亦在情理之中。同年秋季，应是雷海宗一生最为暗淡的日子，他被实行政治隔离，禁止讲课，多数人避之如瘟疫，降职减薪立竿见影，口诛笔伐甚嚣尘上，他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与他朝夕相伴苦度岁月者只有老妻。随后开始的检查自贬无尽无休，直至几乎“体无完肤”方告勉强过关。有一段时间他奉命到保定社会主义学院“洗脑”，好在对高校高知右派并未“赶尽杀绝”，返回南开适逢“大跃进”，许多赶制的“成果”中也包含了他在外文方面施展特长的“贡献”。
1961年的岁尾，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这种形式上的豁免使他立即得到“重用”，据其夫人回忆：“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2〕在此后近一年里，雷先生先后开设了“外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两门课。此时，他已患慢性肾炎，周身浮肿，严重贫血，血色素仅有四克，青年助教只得租用一辆三轮车，不断在居所、教室和医院之间穿梭往来。抱病授课的雷海宗一进课堂，便抖擞精神，不改其精彩讲授的风采，与课堂外业已委顿的病者形象判若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当年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俄语，对课上大量的英文专业词汇反应迟钝，无意间辜负了老师的敬业努力。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学生们听过课后还要进行所谓思想“消毒”，以免“有害病菌”侵入。于今看来可笑而过敏，当时做来却是一本正经，含糊不得。这里就呈现一种悖论和吊诡现象：既要用，又要批，用其专长，批其思想，雷海宗不得不游荡在学术能人与“政治贱民”之间，心力交瘁。事实上，在南开内部对保护和使用雷海宗问题上始终存有分歧，有关主政人员被指责为“右倾”，直至“文革”期间仍备受纠缠。无须讳言，以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认知程度，多数人坚定认为雷海宗确是右派无疑。所谓“沉冤”、“错划”之类说法不过是消解历史苦难的时代错位话语，属于某种政治智慧。
1962年9月，雷海宗致信一位海外弟子，淡然地谈及自己的近况：“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时间不能从事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已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照？），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13〕此信发出两个月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授课不得不停止，12月25日终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而辞离人世，时年六十岁。据悉，护送遗体前往殡仪馆火化的只有他晚年从学的一位研究生。大约一周之后，经天津市委统战部批准，历史系教师举行了一个小型“祭奠会”（避称追悼会），参加者（含家属）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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