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屋》二〇〇七年第五期 | |||
|
“谋道”与“谋食” ? 丁 辉
|
|
||
|
内容提要: 中国读书人耻谈钱财,还认为逆境出人才。丁辉先生援引鲁迅为例,说鲁迅是明白人,知道数到天明走到黑,吃紧的是衣食。文人唯有安眠饱食,方才有闲情读书作文。逆境是出人才,但逆境却毁掉了更多的人才。
内容摘要(全文约4.6千字): ………… 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做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虽是以调侃的口气说的,其实也是实情。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坚强后盾与实际保障,鲁迅先生也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 中国读书人往往以“君子”自我标榜或自我期许,而君子是“谋道不谋食”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大学时,有一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正在上面大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同学胡远君在下面突然插了一句:“谋道还不是为了谋食?”满座哑然。胡远君平时沉默寡言,激愤之间的一句话却戳破了中国士绅文化的某些假面。正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鲁迅对金钱的极度关心才显得那么鲜明而独特。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甚至不惜与先是学生、后是挚友的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翻脸,从而就版税问题对簿公堂;为了争取经济权,鲁迅曾一再向自己供职的教育部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之于众。正是牢固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才使得鲁迅能够摆脱官的威势、商的羁绊,才使得鲁迅即使是走着“独战”的道路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无边的黑暗所吞没。陈明远先生感叹说:“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