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
? 周泽雄
内容提要：
周泽雄先生的文章向来带有“悍气”。他将现有的文坛批评家分为“职业批评的操持者”和“艺术家批评的掌勺人”，穷形尽相地展示了两大部落的批评风格和怨恨深仇。作者虽然说没有立场，但他实际上是偏向“艺术家批评”一方的。
内容摘要（全文约7.1千字)：
…………
操持职业批评的以文学教授为主，他们人数庞大，位高权重，擅长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划定文学批评的山头。单个的职业批评者几乎无足称道，但他们是以集团军方式引人瞩目的。通常，他们从事批评不是为了阐述某个独到的文学见解，而是为了证明某位领军人物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以文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者，我们可以按其拥戴的领军人物或主流派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马克思军团、弗洛伊德军团、福柯军团、罗兰·巴特军团、后现代主义军团、女性主义军团，等等。
掌勺艺术家批评的大多单独立法，单兵作战，即使他们中个别人恰巧拥有教授头衔，或担任杂志主编，我们仍能从其桀骜不驯的著述态度和笔墨立场，尤其，从他们艺术家般张扬的文字个性中，看出他与职业批评者的明显区别，并把他归属于孤独的艺术家批评部落，就像《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一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不仅拒绝向任何煊赫的文学山头臣服，还不惜身冒奇险，向那些麾下有无数文学教授为之摇旗呐喊的批评重镇叫板。“我是你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嚣张地说，“但我追随的是格鲁乔·马克思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格鲁乔的严肃告诫一直被我引为座右铭：‘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毫不奇怪的是，对这位批评家中的提坦巨神，职业批评部落里的成员大多非常陌生，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所以，布鲁姆嚣张完后仍不得不讪讪承认：“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两大部落间的敌意程度，至此已呈不可调和之势。艺术家批评捍卫者心目中最大的“英雄偶像”，在由文学教授把持的当今学科体系里，竟然悲惨到连个寻常教职都谋不到，风格的壁垒就此物化为现实的沟垒。对此，同为艺术家批评代表人物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早在布鲁姆说此话前半个多世纪就放过先声。在《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里，伍尔芙曾拟设职业批评家的口吻，讥诮地表示：“他们说，伟大的批评家是最稀罕的人物，即使能像发生奇迹似的出现那么一个，我们又怎样维持他的存在？我们又拿什么来供养他？”——哦，明白了，把约翰逊博士废黜在当代批评界之外，只是因为他过于强悍，以至当代批评界所能提供的孱弱生态“供养”不了他。的确，参照约翰逊博士卓越无伦的文化天赋，他为文学批评制订的恐怖标准，将使他成为职业批评者最大的天敌。据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约翰逊博士曾断然认为：“一个人写完一本书，至少要掀翻半个图书馆才行。”更可怕的是，约翰逊博士还曾如此奚落大学里的可疑同行：“在一所大学中，找出两个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找出两百个学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故，假如约翰逊博士成为当代批评界的“祭酒”，那些无力“掀翻半个图书馆”同时又想借助福柯或女性主义提供的概念靠山来规模化生产论文的文学教授，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职业批评者部落针对艺术家批评的敌意越多，艺术型批评家的反抗也会随之愈深。所以，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蒂博代还告诉我们：“职业批评和艺术家批评之间的斗争是文学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犹如欧洲的一部分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斗争一样。”我们通常以为，发生在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斗争，即使涉嫌激烈，总还不脱“百家争鸣”的范畴，所谓敌意，也只会体现为纸上谈兵。谁知不然，当我翻开一本名叫《哈姆雷特谋杀案》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时，我发现，这类“斗争”竟然脱离了文学争鸣的体面途径，转而——哪怕是修辞意义上的——达到了凶杀案的层次。在该书第一页，以“艺术家批评”代言人自居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的身份是一家学术刊物的主编）恶狠狠地写道：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枪杀了他——那个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评论家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是我把毒镖吹进了他的脖子——那个超级无趣的印度佬、结构主义评论家伊西·乌塔普拉德什；是我用一颗塑料炸弹结果了文艺学评论家安娜-索菲·克里斯泰娜；上帝保佑，我还同时干掉了那个白痴变态者——弗洛伊德的徒孙美兰妮·荣格·弗洛伊德，还有社会学评论家莱弗·巴克。
说实话，对《哈姆雷特谋杀案》的作者美国人阿瑟·伯格，我并不了解，他是否有资格充任当代“艺术家批评”的代言人，我也一无所知。我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估计亦属此类。这家伙从事文学批评恐怕有两把刷子，但也许着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魔道，待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我不得不说，作者只是试图写得“另类”而已，具体到写法，则难掩笨拙。好在，他虽然借鉴了小说体裁，醉翁之意则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倒不妨通过他刻薄的描述，进一步看清职业批评者部落中文学教授的众生相。
…………
事实上，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并非两种文学观念上的争执，战争的根源也不在文学内部：不是兄弟阋于墙，而是两军逐于野。那是精神追求与世俗荣耀之间的对抗，是内心光芒与外在头衔的对峙，双方根本没有媾和的余地。这两类批评家，如蒂博代所言，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说准确些，这其实是世俗利益联盟与文学精神同盟间的战争。对职业批评者联盟来说，一个福柯就是一家巨型的学术企业，一个弗洛伊德足以生成一条庞大的教授产业链。对此，艺术型批评家是万万不会认同的，他们对具有天才强力的弗洛伊德、福柯等人说不定也会刮目相看（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给予弗洛伊德堪称崇高的经典地位），但对两位大师手下的文学批评门徒，则一概鄙视。因为，那些独特的创见一旦落在这一众门徒手中，只会沦为生产论文的金属器械，绝不可能升格为瞄准文学的艺术仪器。
由于职业批评者联盟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几乎每一位艺术型批评家的内心都不免生出怯意。所以，尽管他们智慧超群且个个长着一双锐利的批评虎牙，一旦面对这个“旅鼠”（布鲁姆语）般庞大的对手，他们甚至会因为沮丧而丧失斗志。在《西方正典》题为“哀伤的结语”的末尾，作者布鲁姆一改此前的文学角斗士风范，意志骤然消沉，就像一轮急遽坠海的夕阳。“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他感叹道，“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他自称是“一位年迈的浪漫主义者”，并绝望地断言：“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