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本期《书屋》发表了一篇反思“封建主义”的文章。作者的学术观点系一家之言，供广大读者讨论辩驳之用。
儒学为“封建主义”之代表。如何认识儒学，在今天的知识界见仁见智。有学者为了替儒学辨诬，将其分为原始儒学和被董仲舒等改造过的儒学，似乎原始儒学与专制统治无关。此种观点未见得周全，因为历代专制帝王以孔子而不是以其他人为护符，说明孔子的思想中确有为其所用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冤枉孔子。
窃以为，儒学作为政治哲学，其内在缺陷几乎是致命的。因此，历史的真相是儒学作为外衣，总是难以掩盖政治的内在本质。孔子诛少正卯，董仲舒首劝汉武帝杀骨肉大臣，王阳明、曾国藩皆以奇用兵，杀人无算。此数儒者，其行为与平生学术皆大有乖离，正可证实其教儒学者，其法亦必申韩。虽然如此，从社会教化和个人修养来说，儒学之价值又不可抹杀。人生欲火旺烈，伤己伤人，多读一些儒家格言，对持盈保泰不无裨益。
百年以降，文化保守主义者代不乏人。其中翘楚，如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有感于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不胜其哀生失路之叹。他们对传统缅而怀之，敬而畏之，其人格精神至今灵光岿然。问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中的多数人缺乏政治哲学之训练，而且对传统之优长作了放大的估计，因此又常被人所诟病。
如今有关传统文化之讨论，常常流于意气之争。有些人基于历史的记忆，对尊孔读经十分反感，认为此举是“沉渣泛起”，必然妨碍政治进步，于是忍不住大张挞伐。由此可见文化与政治关系之密切。不难想见，随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不但市场经济将更有活力，而且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自尊也会相应增强，许多文化讨论也可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进行。否则，靠几个博士抵制“圣诞节”，靠地方政府恭祭炎黄二帝，恐怕都难挽传统文化之颓势。
文化可以寄情，可以遣怀，照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可用来充谈资、助谈兴、增愉悦、尽余兴的东西所在多有。周作人说“二十四史”是好书，诚为行家之言。受传统文化之滋养，中国民间直到晚清也可见郁勃之文气。那时遗留下来的民居，单是门楣上的题字，如“香流修绠”、“五之别墅”、“诒厥孙谋”等就有悠长之滋味。而眼下，能将传统古籍读得文从字顺的大学生却越来越少，具有古典情怀的才子佳人也日见稀落。在此背景下，易中天、阎崇年、王立群诸先生的讲史便有了启蒙振衰之价值。
“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每读陈寅恪先生的诗，就不禁思接千载，感慨万端。
中国古代日用器物图——
床 榻
睡眠是人类乃至动物最基本的本能之一。远古时期，穴居野处的人类往往将茅草、树叶、树皮或兽皮等铺于地上，席地而卧，此即最原始的床具乃至家具——席。
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床，这从当时的文字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例如，甲骨文的“宿”字便似人坐卧于室内，“梦”字则如人卧于床榻之上，“疾”像病人因疼痛而汗滴如雨躺卧于床上等。《易经》多处有“巽在床下”之语，可见在当时床已为居家之常备家具之一，而且其高度不低，下可容人。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与竞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许多日用器物已不满足于单纯的使用功能，还追求美观与装饰。当时已出现了工艺精湛、装饰华丽的漆木床、彩绘床等。现存最早并保存完好的实物是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漆绘围栏大木床。该床由床身、床栏和床足三部分组成，周围有方格形栏杆，两边留有上下床的位置；长二点一八米，宽一点三九米，足高零点一九米，既大且矮，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卧的习惯相吻合；床框由两条竖木、一条横木构成，上面铺着竹条编织的活床屉；床身通体髹漆彩绘花纹。
秦汉以降，床榻成为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可以在床上进行，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这从出土的秦汉壁画、画像砖石、漆画、帛画、雕塑和版刻等上反映出来。对床榻的附设装饰也同时产生，如已于床上施以幔帐，冬避风寒，夏避蚊蝇。因床榻可以供人坐、卧、寝，功能甚多，故时人记载每有偏重其某一功能者，从而使后人产生一些误读。大致而言，床与榻本质上同属一物，但其功能形式有所差异，前者稍高且宽，坐卧兼具；后者稍低且窄，以坐为主，然后世亦演化为坐卧兼具者。
历经魏晋六朝至隋唐，与其他家具一样，床也逐渐向高型发展，又对传统建筑形式和元素予以借鉴，从而丰富了床的结构形制而更趋繁华复杂。唐、五代时期椅子出现，使得床榻至宋元时期逐渐丧失了作为座具的功能，成为卧息睡眠的专用家具。
在宋元时期家具发展的平民化和普及化的基础上，至明代，床榻制造技术和造型艺术进入了历史的成熟期和总结期。明代的卧具主要由床与榻两大类组成。床类分儿童床、架子床和拔步床三个系列，榻类分平榻、杨（贵）妃榻和弥勒榻三种，各具其特色和功能，精巧完美，形制多样。发展之余绪，延及清代和民国时期。
(万 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