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大学教育是时下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期《书屋》就此发表三篇文章，其中的沉痛之言、切谏之声，意在唤起人们疗救的愿望。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适当地实行大学扩招不失为利国利民之举。遗憾的是，因为一轰而上，大学扩招竟演变成了一场隐患重重的高校“大跃进”。为了容纳汹涌的人头，各大学只得拼命增加硬件设施，除了向银行举债，另一办法便是维持高昂的学费。学费居高不下，让众多的中国家庭不堪重负。
如果说大学的硬件设施尚能在短期内有所改观的话，那么软件设施的完善就要复杂得多。如今的大学教授们忙得不亦乐乎，最忙的事情就是争取科研课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定级、评奖都离不开课题，教授们手头没有课题，就如同官员没有实权、商人没有流动资金一样打不开局面。这些个课题每日纠缠着教授们的灵魂，占去了他们的心力，自然使之无暇顾及教学质量，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便难以避免了。
我总有一种感觉，即从事科研是文化人和科技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虽是后天习得的，但一经习得便不容易丢弃。即使没有任何政府资助，那些教授先生们也总会琢磨一些问题，存心有所创获的。如果此种想法不谬，那么政府资助的目的当是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探究兴趣，促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造福于社会。道理本是这样，谁承想政府资助的课题、项目却变成了指挥棒，以及一种苛刻的评价机制和令人垂涎的获利方式。如此一来，便造成大大小小的教授们争抢课题的局面，特别是那些学阀式的人物尤为积极，他们尽可能地将资源划归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致使一些洁身自好、确有学术水平的教授不一定得到选题。选题与承担者能力的不对称，是导致抄袭、造假以及剥削研究生劳动等诸多恶劣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现在的许多教授对官学交易、钱学交易的现象见怪不怪，又为什么对低价值乃至负价值的东西熟视无睹？一言以蔽之，学术腐败已严重损害到大学教授们的主体性。
政府使用的资金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理想的状态是一分一厘也要有相应的回报。如何避免政府热衷于为大学教授们找事做，以及大学教授们挖空心思从政府那里捞钱，成了解决中国大学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大学是国家精神之代表，也是民族希望之所在，它理应有不为浮云所惑，不与流俗相竞的精神气质。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应当是纯净优雅、追求真理的社会精英，而不是过早沾染世俗风尘的名利之徒。
中国古代日用器物图——
舟 船
古代只有地面交通工具，陆上交通为车马，水上交通为舟船。因后者为更重要且便利的交通工具，基于此，大到都市，小到城镇，无不是傍依水道而兴起并展现其繁华。在明代以前，中国造船技术曾长期远居于世界前列。
最早的舟船为筏和独木舟，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新石器时代，此即古籍所载传说之“伏羲始乘桴”（《物原》）与“伏羲氏刳木为舟”（《周易·系辞》）。独木舟由单枝木头挖空而成；筏则初为将多根树木拼缀捆扎制作，进而采用更为轻质的其他材料制作成竹筏、草筏和羊皮筏等。在独木舟及筏之四周加上木板以增大容量和增强稳定性，便逐渐演变出尖底、圆底或平底之木板船。这一演变过程的完成估计不晚于夏代。
早期之木板船称为“舢板”，名源于“三板”，其初始似为三块木板——一块底板及两块舷板结构而成，是为单体船。将多艘单体船并列连接又造出舫，此即《说文》所谓“舫，并舟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军事竞争促进了舟船制造业的飞跃发展，各种样式、功能的船只不断涌现，处于水乡之国的吴国已能造“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大型舟船以用于争战，其最大的战舰“三翼”中之大翼，长十丈、阔一点五丈，可载士卒九十余人。
秦汉以降，古代造船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不但各种舟船的辅助设施日益完善，超大型的船舰也被制造出来，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已造出上下五层、可运载三千名士卒的战船。隋炀帝巡游所乘之凤阁龙舟计有四层，高四点五丈、长二十丈，上层为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杜宝《大业杂记》）。南齐祖冲之（429—500）又造出装有桨轮的船舶——“车船”，能日行百余里，名“千里船”。水上航运也逐渐从内陆水道走向海洋，七世纪后，中国远洋船队已形成一定规模。
经过唐宋元时期的技术积累，至明代造船业已达登峰造极境界，所造郑和远洋“宝船”大者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折合今天尺寸长约一百米，“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其技术水平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机动轮船出现之前遥遥领先于世界。
(万 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