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 陆其国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思成在国外求学期间，有一天惊喜地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给他的一本《营造法式》。该书作者李诫，字仲明，宋代命官，司职监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复。此书手稿最初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找到的，朱于1915年曾任内政部长，负责修缮北京故宫，其间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知识，且研究兴趣不减，《营造法式》手稿就是他退休后找到的，并将它重印。梁启超寄给梁思成的便是初印本。朱还由此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旨在“破译”中国建筑学的“秘密”。1930年，梁思成从国外学建筑归来，也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并任“法式部”主任，同样钟情于建筑文化的他的妻子林徽因则任“校理”，这对伉俪就此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搞古代建筑研究，少不得要进行野外考察，寻找古代遗迹。每次出发前，梁思成总要设法寻阅相关的地方志、档案史料，然后制作要前往找寻的目的地建筑目录，再拟定行程，最后做实地丈量和拍照，予以存档。正是这样的过程培养了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1933年秋天，梁思成赴山西进行田野考察，在大同以南约八十公里的一座小城听到在一个边远地方曾有一座“应州塔”，但现已改制，为确证此事，梁思成很希望能看到照片，他灵机一动，遂写信给“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能得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受此启发，以后他每从报上或通过其他途径获知有古代遗存，便写信给当地邮局局长，请他帮助搞到相关建筑照片，并同时附寄一小笔钱，以支付摄影师人工和材料费，他的建筑档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并丰富起来的。不仅如此，梁思成甚至还能通过民间歌谣，从中敏感地发现相关线索，如前述“应州塔”，就是发端于“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句民谣。
档案建立不易，梁思成当然也倍加珍惜。日寇入侵我华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迫转移时，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完整保存好营造学社的宝藏，里面就包括建筑图稿、照相底片、笔记、书籍及其他相关档案资料。尽管这样，梁思成还是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
对这些档案资料的珍惜，是梁思成对建筑文化的钟爱使然。建筑文化在梁思成眼里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梁思成痛恨日本侵华，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一名中国空军即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中。但有着如此国耻家恨的梁思成，在得知二战中的美军炮火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时，却立马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美军上校布朗森递交上一份日本文化名城奈良的古建筑图纸，并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梁思成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作家李辉在谈他从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看到这段记载时说：“我不清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如何了解到这番对话的内容，也许是一种文学虚构。但是，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虚构，是符合梁思成思想逻辑的合理想像。我相信它是真实的。”
梁思成对日本古文化建筑尚且如此，对保护自己国家的古文化建筑自然更是不遗余力。我们都知道，北京（当时称北平）解放前夕，曾经有两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出示了一张北平地图。他们对梁思成说，一旦傅作义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解放军就要采取强攻，所以想请梁先生把应该保护的文物古迹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来，届时解放军将避免破坏这些文物古迹，即使用生命的代价，也要保全它们。这番话和这一举措使梁思成大为感动。他因此也对共产党的军队大为信奉，觉得重视文化的军队是大有希望的军队。据说后来他拒绝去台湾，和这样的认识极有关系。
建国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对城市规划提出不少方案和建议，其中有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以免污染环境和人口剧增，保存北京故宫、古城墙城楼等等，结果他的保留紫禁城建议被政府采纳。至于限制城区工业，当时一位北京市领导告诉他，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南望时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到处都是烟囱。事后回想，毛主席表达这层意思，也许反映了他希望积弱积贫的中国能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的迫切心情。但梁思成听了却困惑了，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好多年以后，梁思成袒露心迹：“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不料这一困惑在“文革”中竟成为梁思成“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的一条罪状。
当北京壮观的旧城墙和门楼遭拆毁时，林徽因也痛心疾首道：“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享年五十一岁。
此后，曾不时有一些女性向梁思成求婚，均遭拒绝。直至林徽因去世七年后的196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知音林洙女士才终于走进梁思成的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在《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曾写到：“那阵子，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里，未拆的信件和杂志叠积成堆。他需要人帮忙，因此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一九四八年自上海来北京，一直和思成夫妇很亲近。后来在徽因的安排下，林洙嫁给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一九五七年这桩婚姻以离异收场，留下两名稚龄儿女归她抚养……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每隔一天来他家一趟。”林洙后来写道：“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后来林洙就为我们记录了发生在“文革”岁月中梁思成与档案的一则凄惨故事：“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为了这些档案，梁思成可以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现在时代已容不得这些档案了，他只能将它们付之一炬。男子汉的泪水到了这时，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了。”尽管这样，作为梁思成的妻子，林洙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且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她想到，“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佣人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痛心遭毁的除了档案资料外还有书籍，“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纸收购站”。“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套《饮冰室文集》已是可以进入拍卖市场竞拍的珍本书了。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前者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到康州纽海因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后者希望他担任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1946年11月，梁思成甫抵纽海因，即请耶鲁大学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这些珍贵的幻灯片，后来成为耶鲁大学艺术图书馆的档案珍藏。此行梁思成还带着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希望在美国完成此书，然后在美国出版。此后他还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梁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国内学者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其间梁思成还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就在他想在美最后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书稿时，因林徽因结核病急遽恶化，他归心似箭，回国前，他将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费慰梅保管，他只带走手稿，想趁乘船的两个星期内改定，然后邮寄给她。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手稿连同其他一些档案，后来竟又经历一番大波折，直至四十多年以后，费慰梅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系之地写道：“他（梁思成）和我都没有想到，应该留一份（《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的）复本。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毕竟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叠图稿存放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但那份文字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这里过。”
那么，究竟出现了什么纰漏呢？
1957年3月，已与梁思成失去八年联系的费慰梅，意外地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得到梁思成捎来的口信，请她将他1947年托付给她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给一位刘小姐，说那位刘小姐会设法送转给他。由于那时中美之间没有通邮，费慰梅无法确证梁思成的口信的真实性，但她知道他一定非常惦记这批档案资料，她不敢耽搁，只好将它们按要求寄给那位刘小姐，并致信言及这批档案资料对梁思成来说有多么重要。
六星期后，费慰梅终于等来了刘小姐回信，说包裹“完整无损”到达她手上，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并说已将此事先写信告诉了梁教授。同时解释复信迟了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整整二十一年过去，1978年，费慰梅偶然从一位访问清华大学的欧洲友人那里听到有清华教授询问，费正清夫人为什么不把早先请托保管的那些图稿和照片还给梁思成教授？费慰梅写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费慰梅再也坐不住了，好在她也很有档案意识，赶紧找出1957年3月7日寄给那位刘小姐的信函复本，和刘小姐的回信，一起做了个复本寄给清华大学，并附上解释。尽管这样，费慰梅心里仍很不安，现在她迫切想找到那个刘小姐，向她问个明白：
“假如你已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可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在，那包裹在哪儿？弄丢了？毁损了？还是放在一个书架上，积满灰尘？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指刘小姐——笔者注）的回函姗姗来迟，对我的疑问只字未提。“二十年实在太长了，过去的事很难回想起来。收到你的信后，我四处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写过几封信给梁教授，但都没有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着。”
好一个“一直放着”，放了二十年！没有知会我或思成，而我们俩竟放心托付给她？它怎么会绕了半个世界，这么多年了，却又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拖延着，不肯把它寄给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写的，她不认为她有责任（二十年后，她竟说她没有责任！）“把这件包裹交还给梁家”。
尽管我越想越气，但我还是尽量保持风度，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一九八零年五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寄包裹给思成家人这件事将从春天延到秋天。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推卸一九五七年的责任，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扣着那个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出，寄给梁夫人（林洙），又告诉她，我要把这封信的复本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而几个月前，她已经有了他们在北京的地址。她写信向他们诉苦叫屈，但他们都支持我。终于，差不多两个月后，思成宝贵的遗物从新加坡以快捷邮件寄出，在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二十三年。
物是人非，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近四十年的岁月，变旧泛黄的图稿照片和文字依然清晰、完整无损。为此，费慰梅觉得也应该感谢那位昔日的刘小姐而今的刘女士，保证了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的终于问世。此书先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1992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对照本，推出后即销售一空。就这一结果而言，梁思成的“档案情结”，应该说得到了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