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在革命中的命运
? 祝 勇
一
我在柏克莱的时候，有个美国学生问我，“文革”时期中国人怎样活下去。我回答他：照样吃饭睡觉，生老病死。在宏大叙事之外，每个人都面对着出生、成长、患病、死亡的生命历程，没有一个环节能够偷工减料。
1972年，著名画家陈衍宁把他两年前完成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重画了一遍。这幅画参加了该年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对开画页，轰动一时，给陈衍宁带来了极大声誉。此后两年，陈衍宁放弃了宏大视角，开始关注普通人，于1974年完成了油画《渔港新医》。这幅画上的普通人已不再像《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那样以人民的名义集体亮相，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个富于青春活力的赤脚医生。
我熟悉这幅画是因为它曾经被印刷成年历，很长时间贴在我家墙上。那时我的腿部刚刚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腿被石膏固定成一个姿势，并且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维持这个姿势，即使睡觉也不例外。那段日子里，那个健壮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图与她对话。她的嘴唇微张，正是想要说话的样子。在阴郁的北国冬季，这幅具有强烈的户外光影效果的油画照亮了我的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不能动，常常望着她的那只脚发呆，想象着行走和奔跑的感觉。脚、船、大海，这些意象既对我形成蛊惑也对我构成伤害。成年以后，我长期在南方游走，或许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个病童心中曾经许下的诺言。
赤脚的女孩给我某种安全感，因为她是医生，并且拥有健康的青春。她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体范例，为我多病的躯体指明了方向。她部分地缓解了我伤口的疼痛，并对自己成长中的身体满怀憧憬。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现。这标明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年老的中医出现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倍感信赖，但在绘画上却恰好相反。我猜想画家们在潜意识中赋予赤脚医生以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她们对于生命的诠释不仅来自她们的职业，更来自她们的躯体本身。
我能够脚踏实地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描写赤脚医生的，叫《春苗》〔1〕。这是一部用以证实“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影片，因为在春苗（李秀明饰）眼中，医疗系统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黑线，只顾研究脱离实际的“尖端课题”，根本不管贫下中农的死活，必须对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影片赋予赤脚医生田春苗以无所不能的超人本领。在以“巫”的面目出现的贾月仙衬托下，田春苗的“神”的功能得以强化——她兼具了神的仁慈和业务技能，这一德艺双馨的角色不仅使老贫农水昌伯（高宝成饰）的腰腿病得以痊愈，而且使他的身体被派上更大的用场——亲自参与到同卫生院院长杜文杰（白穆饰）的斗争中去。撇开本片的政治含义不谈，这部影片让我目睹了疾病对于生命的蚕食过程，和人们对于疾病的艰辛反抗，这对于生来就多病的我来说无疑更有现实意义。春苗手中的银针法力无边，它用最小的接触点激活了身体内部最大的潜能，那些在人体解剖图上根本看不见的穴位，像密布的奇兵，随时等待着神针的调遣。
二
疾病是作为身体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拿枪的敌人，总是蠢蠢欲动，亡我之心不死。无论贫下中农，还是伟大领袖，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有着毋庸置疑的攻击力，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过，克伦威尔威风凛凛，王室和基督世界都在他脚下战栗。然而，一块尿沙在他的输尿管里面形成，并且要了他的命。于是，他的王朝垮台了。疾病不仅毒辣，随时可能击倒一个强者，而且十分阴险——它总是埋伏在暗处，在不知不觉中向人发起攻击。一个健康的身体对疾病往往没有任何防备，桑塔格把它形容为“冷酷、秘密的侵入者”〔2〕。生病对于许多健康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对医院和药物不屑一顾。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疾病的赦免。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会遭到疾病的突然袭击。卡夫卡讲过一个简短的寓言：“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们正在飞速地穿过一片片树林。”〔3〕猎犬和猎物的关系刚好隐喻了疾病和身体的关系。一旦人们被病魔选中，他们的世界会迅速变小，由整个世界缩减为一张病床。发烧、溃烂、消瘦、疼痛，整个身体变得不可收拾，像棋盘上一个无解的残局，乞望着高手起死回生。
2003年中国爆发的SARS危机是疾病对人们的一次严正警告，许多人至今仍谈虎色变。在那次事件中，病魔已不像从前那样深居简出，而是四面出击。每个人都受到它的胁迫，退出正常的生活秩序，把身体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却仍无法阻拦疾病日益迫近的脚步。“疾病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隐藏在森林里，下水道里，餐馆里，电影院里，超级市场里，甚至隐藏在炎热的空气、阳光和哗哗地流水里——谁能够用双手把无形的疾病拦住呢？”〔4〕这使人们陷入空前的恐怖之中。“人，不单单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的人群组织，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这个震荡不仅仅是对死之恐惧，而且还是对一个罕见处境的茫然经验”〔5〕。今天看来，这种极端处境并不是一场意外，它是一则寓言，讲述了我们身体的正常处境。对病菌的漠视显示了身体的傲慢，但实际上，身体从来都不是病菌的对手。
生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上帝为人事先设定的程序，是人类对健康支付的成本，是人生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它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关系：医生和病人。所有的社会身份都被这层简单的关系所覆盖。无论水昌伯多么急切地向医生表白，自己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现在，他的身份只有一个：病人。他卧床不起，剥夺他劳动权利的既不是像钱济仁这样的阶级敌人，也不是像杜文杰这样的“走资派”，而是他的身体本身。当我们去医院诊疗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律师还是工人，在医生面前都毫无意义。我们所有的人生努力和社会积累都被归零。病人在床上被当作一个肌体、一个番号、一个仅有病历而没有其他履历的人。医生通常只能记住病人的病情而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意识形态退居二线，我们只剩下一个躯体，被送到各种仪器的流水线上，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疾病使我们的生命被数据化。心律、血糖浓度、血小板含量……成为我们身体状况的标志。医学通过对这些数值的限定，实现它对我们身体的干预。只有经过科学仪器的检验，我们的身体才能被确认为合格产品，自命的健康，随时可能被宣布为伪劣产品。所以福柯认为，疾病是被规定出来的。他说：“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坐标’：把一种症状安置在一种疾病中，把一种疾病安置在一种类型的集合体中，把这种集合体安置在疾病世界的总体图案中。”〔6〕
与患病前的盲目自信相反，患病后人们经常跌入自卑的深渊。病人通常以厌恶自身的方式表达对医生充满崇敬。前面谈到，患病是人生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医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即通过花钱来购买服务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总是倾向于迷信医生，把他看作是死神之前的阻挡者。我们明知无望，仍执迷不悟地在最后一刻把盼望奇迹降临的目光投向医生，这是为什么呢？医生是掌握着生存签署权的人呢？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看护人，而他自己同样拥有一具会患病的身躯？”〔7〕与一般消费场所（比如餐馆、电影院）不同，医院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地方，这把医生托举到权力致高点上。为此，吴亮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意象：医院的转门——它通向两个世界：生与死，它时而转向人生，时而转向死神。没有厨师我们照常可以吃饭，没有司机我们照样可以通行，但没有医生我们会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因而，医患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手术刀与肌体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
三
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生病的时候，我们只能寻求医生的帮助，此外我们别无选择。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的，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春苗曾经对医生方明（达式常饰）说：解放前，水灾年年遭，瘟疫年年闹，可是谁吃过一片药？我们贫下中农盼望自己的医生，盼了多少年，望了多少代！）。
医生不仅仅是具有除病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仿佛他们的身躯具有排斥病魔的先天能力。即使存在着误诊的可能性，即使尚有许多顽症无法被克服，我们对医生仍然充满依赖。福柯曾经对医院的功能有如下怀疑：“医院不仅由于自身构成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制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制造出更多的疾病。这种隔离原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却使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反之，如果让疾病留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自由天地里，它绝不会超出自身，而是会自生自灭；在家庭里接受救助，还会弥补因疾病造成的贫困。”〔8〕有时我觉得，就医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中，按照固定的程式完成固定的动作，就会得到一个被许诺的结果。即使医生给我们服用的是维生素，我们也会把痊愈的功劳记在医生账上。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和药物，是否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为自己的病症四处寻医，而针对相同的症状，不同的医生作出的诊断竟然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就医，相反，这更加坚定了他们投奔医院的决心。
我们不可能像这样服从一个人：在他的口令下脱光衣服、出示隐私部位、做出难堪的动作，只有医生例外。在美国电影《极度危机》中，恐怖分子用一种神秘的病毒控制了美国总统。主治医生在面见总统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你的衣服脱了。”在医生面前我们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那是因为我们把捍卫生命的重任托付给了医生。医生代替我们履行着管理身体的职能，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最高的神，任何人必须绝对服从。
对医生的崇拜几乎是与医学史同步开始的。中国的文明始祖，诸如神农、伏羲、轩辕，都是兼职医生。还有商汤的宰相伊尹，因为研制出汤药而被推为亚圣。中国人不是把医生当成神，而是医生本身就是神。中国人从来不曾中止过对医生的迷信，即使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也不例外。尽管某些巫医不啻于职业杀手，但他们历来以正面形象出没于历史。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可以被视为这种巫医崇拜的典型案例。据患者薛宝钗介绍，这种“海上方”，“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上十二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9〕。而这一偏方的制造者，便是那个并无行医执照的神秘和尚。这一略带抒情色彩的药方无异于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道五级方程。难怪周瑞家的控诉道：“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10〕它实际上是对病者弱势地位的形象表达，作为被支配者，薛宝钗在现实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这提醒我们关注医疗中的权利关系。那就是，患者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训的地位上。像薛宝钗那样，在医生的指点下亦步亦趋，在等待和煎熬中苦寻生命的解药。做出妥协的永远是病人而不是医生。
医院实际上就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训的场所——病人必须遵循医嘱打针和服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起床和休息，必须根据医生的指示而出现在各个检查科室，而且，必须服从若干医疗禁忌——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不许打牌，不许说笑……他们像病理切片一样，被医生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截取出来，放置在一个统一管理的系统中，被分析、监视和控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进行重点研究，实际上，医院和监狱有着相似之处——它们有着类似的监控系统，这种监控是通过规章、建筑和看护者共同完成的；连它们的功能都颇为相似——它们都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只不过医院治疗的是身体上的病，而监狱治疗的是心灵和行为上的病而已。
尽管有些医院开始实行人性化管理，在环境布置上与家庭接近，病房内有电视、微波炉和浴室，但这无法更改它的性质。病床与我们的卧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休憩之所，而是疾病的陈列场。医生每天的查房不是对病人的访问而是对疾病的探寻。医学对身体的救援是通过摆布、奴役甚至惩罚实现的。它企图取代疾病，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控制者。在拯救身体的名义下，医学对身体形成了新的专制。
疾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叛乱，但它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身体外部的兴趣。治病也不再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得不抛弃基础主义论点而趋同于反基础主义论点，后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11〕。身体不再是一套时而正常运转时而出毛病的物质系统，而是一套社会系统，它包含着以现代医学为代言人的工业社会对身体的孤立和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12〕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由是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两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严重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三百多人。
1963年、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两千三百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两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13〕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水平。以去年（即1967年——引者注）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两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话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赤脚医生”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有它的迷人之处。“赤脚医生”的农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医生的社会特权，使对身体的管理、修复和重建的主体，由他者变成自我。由于“赤脚医生”是由公社挑选的，所以，“赤脚医生”基本上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以实现病人的权利保障。
但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赤脚医生”毕竟还是医生，而不是病人本身，如福柯所说：“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14〕于是，把医生归入纯技术领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医生如果要弥补他们与病人之间的鸿沟，必须承担起道德责任，把自己视为肉体的教士。这不仅仅归因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已经拥有了灵魂与肉体密不可分的概念，对肉体的治疗，等同于对精神的治疗（以后精神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它化解了生命中最大的矛盾和困惑，减轻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惶惑和对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这透露了人们对于医生谨慎的怀疑态度——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塑乃至改造，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福柯指出：“由于医学变成一种公共的、无私利的、受到监督的活动，它就能够不断地改进；它在减轻肉体痛苦的过程中将会接续教会的古老精神使命，成为后者的一个世俗翻版。”〔15〕他甚至主张医生必须免费为病人服务，以便与他们的神圣使命相对称。而这一切，已经涵盖在毛泽东对“赤脚医生”的制度设计中。在毛的理念中，治病已经成为治国的象征，他试图通过治病来获取有关治国的政治灵感。
如果将“赤脚医生”运动纳入阶级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那么，它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变革，它旨在改变医生的身份，赋予他们更多人道和正义的功能，甚至使他们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疾病的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16〕
五
春苗一丝不苟地担当着时代赋予她的重任。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不乏对于“赤脚医生”的圣徒式的描述。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法则，它刚好与医生“治病救人”的正义身份相符，她们缺的，只是天使的一对翅膀。一本报告文学集《广阔的路》是我学习写作的早期范本之一。这本书中，对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有如下描述：
他给妇女割子宫瘤。“你只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钳剪和白瓷盘轻轻相碰的响声”。“不久，手术结束了。当洁白的苫布慢慢揭开时，四双眼睛一齐盯向患者的脸，啊，她的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么？’赤脚医生们说：‘还没躺够么？’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细高个儿的赤脚医生用手术钳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17〕
“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次，无一例感染事故。一般动刀动剪的小手术，那就更多了”〔18〕。
而他的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19〕。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并“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你练习割掉它吧！’而助手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20〕
这篇作品意图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赤脚医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今天读来，却有如惊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为“赤脚医生”刀剪下的身体捏一把汗。现在，无论春苗们有着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再度由国家、阶级缩减为一个身体的局部，它的肌肉正在痉挛，它内部饱满的血液将由一条切开的路线喷涌而出。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正是如何对付那些汹涌的病情。
“赤脚医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肆虐的疾病进行分割围剿。似乎没有机构对当时“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普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春苗”，她们为多少名病人治过病，治愈率有多少，误诊率和致死率又有多少。换言之，我们无法依据数据判断“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是否有效。由于有经验的医生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我们对“赤脚医生”的工作业绩难以作出乐观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赤脚医生运动”是一场并不成功的运动（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像孙立哲这样的医学超人是不存在的；医学，也无法像地雷战那样在民众中普及。在这场理想主义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身体必将沦为殉葬品。这是一场试图使身体重新站立起来的努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身体壮烈地倒下。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使身体陷入更深的迷茫。
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知识的垄断与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法则，它确立了权威的合法性。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医院，在混乱的大厅排队。姓名变成编号，变成各种疾病的代称。命运多舛的身体等待着被重新编辑。人们手持化验单，忧心忡忡地在走廊奔走，等待医生对那些纸上的命运密码进行破译。在“赤脚医生运动”终止二十多年以后，医学据说已经大大有了发展，即使贫下中农，也对孙立哲那张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的手术台不屑一顾。不仅硅胶可以充填乳房，骨关节可以由钛合金来置换，人造心脏也早已实现临床应用。所有这一切，让只凭一根银针闯荡江湖的春苗们望尘莫及。在医学的许诺下，物质以药物和各种人造器官的形式纷纷进入身体，并逐渐实现对身体的掌控。身体不仅仅被置于技术的围困之中，身体本身正在变成技术的一部分，正一步步为化学制剂所干预、由人造机械所代替，甚至我们的智能，也终有一天会被一种新材料所取代。在与技术的对峙中，身体正在逐步丧失自己的领土。“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圈套。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当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机器对于躯体的分割、包围、孤立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谋”〔21〕。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就犯。人类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最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充满金属零件“机器人”或者“非人”，一具彻底丧失主权、在“医学”的摆布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
注释：
〔1〕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转引自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页。
〔４〕〔２１〕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70～171页。
〔5〕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6〕〔8〕〔14〕〔15〕〔16〕（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0、7、36、37～38页。
〔7〕吴亮：《医院简略图》，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9〕〔10〕曹雪芹：《红楼梦》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06、106页。
〔11〕（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见《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2〕（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3〕《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17〕〔18〕〔19〕〔20〕《广阔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