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比一致性更重要”
? 张宝明
夜深人静，拆阅钱永祥先生从海峡“彼岸”寄来的Frederick Watkins 的《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在几天内竟然一口气读完，不禁有一种释然的感觉。连自己都不相信，思想史的魅力如此之大，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一位朋友在前不久送给我的书中的一段话：思想史亦如小说故事，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这是一个譬喻，意指思想史具有的魅力。
先说中西“政治传统”问题。
前些年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等思想“小说”，很是不以他的诸如什么中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儒教当道等推断为然。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传统有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政教”密集型模式。对“言必称希腊”的我们来说，带有教义色彩的信仰、情感、主义一度成为我们不愿为伍的“对手”。但读过《西方政治传统》一书，顿觉汗颜：西方的政治传统也不乏“教义”的成分，只是我们对这一思想文化资源缺乏必要的梳理与辨析。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国传统的“非此即彼”、“取一去一”、“不破不立”思维模式在二十世纪活生生地演绎了百年。“法治”与“情感”完全对立起来，不说“相对合理性”，就连我们习惯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都弄得荡然无存矣。
以我们自己“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的历史来看，镜子里的你我总有点惨不忍睹的味道。
往前走二十年，激进主义吃香。在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时代，破坏的意识绝对占据上风，破坏得越彻底越好，革命得越疯狂越好。世纪末年，风向大变，保守主义行情见长，守成的意识不胫而走，对激进主义的溢美之词在一夜之间被“踏上了两只脚”。与此相对，昔日对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大加挞伐，打入冷宫，不计代价；今日则在“市场”里找到了儒家的价值，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腾飞的事实将儒学捧到了天上。
百年来的对自由、民主、共和等等不一而足的新鲜名词的追随难道不都是“像雨像雾又像风”吗？在这些本来不相关的名词后面，由于历史逻辑的相似或相同，这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却像一堆不相干的马铃薯一样被思想的线索串联了起来。究竟是先哲的交代含糊，还是我们后人的悟性低劣呢？
这还是有些怨自己：当年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即是忠告。“五四”时期胡适在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对手所说的话至今并不过时：中国人的“目的热”与“方法盲”毛病早该改一改了。他批评“差不多先生”与陈独秀批评的“笼统”与“以耳代目”没有什么两样。鲁迅先生在临终都没有忘记对“马马虎虎”的国民的关照。因为这样的马虎、含混不但会给别人造成灾难性后果，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会给套入这个“莫须有”的圈子里（周作人语）。在“五四”后期，思想界围绕着“解放”与“自由”两个名词打了一场官司，陈独秀先生不无感叹地说：“我们中国人不注意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的缘故。”这个“缘故”说得不一定合适，但他的忠告“不要在名词上说空话”、“名词好听不好听，彻底不彻底没有什么多大关系”之类的话却意义重大！
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飞驰。
世纪之交的思想界是热闹的，虽然乍暖还寒，但毕竟有雨后彩虹的衬托。大陆学术界有了哈耶克、伯林、柏克、韦伯、哈贝马斯等海外人士的加盟，自然精彩不少。以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二元思想苗头为例，我们已经步入了一条新的轨道。但是我们还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体系，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可以“放之四海”的理论的持有者，理论与学说的矜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给予对方以必要的宽容，也就是失去了思想的张力，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在式微中丧失生机。
自由、民主、共和等等名词就像纷至沓来的雪片，它们编制了一张无形的网罩。当“五四”的“民主”精神领袖陈独秀们将“五四”的烈火点燃时，当他们的精神传人在“爱国”的大纛下将“赵家楼”的所有财产一把火烧尽时，他们两代人是否想到了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呢？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五四”时期的梁漱溟来。他是一个学术界一直不太感冒的老保守主义者，但就是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却是那一时期唯一直接指出“火烧赵家楼”有违法嫌疑，构成了对人身、私有财产侵害的人。对激进学生为正义而进行的游行、示威，我们并不反对，但一旦在激进的情绪网中“游刃有余”甚至“无法无天”，那我们就要对民主与法治的道义担当者持怀疑态度了。过去，我对西方学者对激进学运的指责一直不太理解，而现在从历史与现实的昭示里寻求意义，总算恍悟了几分。
从这个大历史的精神事件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命题：一是我们的文化里并不乏可以“转化”的意义资源；二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不一定要在置对方死地而后生，监督别人更重要的是监督自己，不是怨天尤人而应怨天尤己。
读《西方政治传统》，意义不只是在“自找难看”，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得。
首先是对真理相对性的肯定。作者从西方几千年文明史的演变中发现，每一种思想资源都对历史的前进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论是如注还是点滴都不能轻易抹杀其意义。显然作者自身是一位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而又反过来述说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在他笔下，保守主义、国族主义、无产阶级都充满生机，它们都不是历史的“绊脚石”。因此，他的思想逻辑应验了思想家柏拉图的话：“判断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不应该是人而是神。”一语道破天机，在人间，没有一个超人存在，没有人能衡量哪一种言论好哪一种言论坏，因此人人都有说话的自由，都有传统自我独立言论的自由。书中这样写道：
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来说，“恶”是“政治强制力与人性的暴力”；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恶”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经济的剥削”。
“人类的危机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这句名言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在《西方政治传统》里，无论个人持何种观点，在为了说服对方（不是压服对方）上，都不可采取激发仇恨心的方式，而要人们以相互宽容的精神给予对方以必要的尊重和存在空间。这种宽容心态不但不去强制他人去干什么，同样也不能去强制性地给予别人什么。因为这两个问题没有什么两样。比如他在对卢梭的意义进行列举之后又指出他的“普遍意志”就是要让人“被迫去获得自由”。极端的自由主义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式的极权主义。
在自由主义如日中天、大有“一边倒”倾向的今天，我担心自由主义也会由于使用频率不断上升的原因而“和平演变”成唯自由主义；二是大凡自称自己为什么“主义”者，难免有“名”与“实”的“差之毫厘”；三是如上所述，“主义”已经有些让人“谈虎色变”的味道了。因为“主义”论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有权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人”〔1〕。不必讳言，我的“多元格局”思想是从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演绎而来，但是似乎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忧存在。为了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特意租赁吾友刘军宁先生的一段意趣盎然的到位表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过是受局限的存在，因此任何由人创造的‘主义’都必然带有永远不可能彻底克服的种种缺陷，自由主义与一切其他主义都不例外。我们选择的不应是文辞上完美无缺的主义，而是在人所能认识的范围内缺陷相对较少的主义。依我看，对反自由主义者来说，骂倒自由主义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实践中找到比其他任何主义更能造福于人类的道路才是真正的胜利。取得后一种胜利的根本途径就是保持自由与多元之间的平衡，在向不同见解开放的同时，积极地从哪怕是恶意的批评中汲取有助于自由主义自身建设的意见。”〔2〕是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虽然自由主义理论在言辞和论证上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为人类提供尽可能大的福祉的思想文化资源。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还有三点“窃以为”。一是还可以来个调换角度：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骂倒自己以外的主义并不是自己的胜利；对反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实践中帮助对方找到比其更能使人类享用福祉的走向才是真正的胜利。二是多元与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能看得过重，在目前的思想状态里，尽管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思想渊源，但是从学理上说，我们还应当将其看成是多元中的一元，或说“之一”。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承认我们也是“受局限的存在”。否则当自由主义发展成“自大狂”，无论它的“主义”调子哼得多么好听，都只能是“主义”的乌托邦了。鉴于这点认识，在我们永远不能将某一主义“放之四海”之前，抛弃其“主义”的外壳，拾取其思想的价值资源应是当务之急。三是自由与多元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前者是说它们的开放性，后者是说“自由”要想方设法说服其他理论，是一种非强制式的强制，而多元倡导则无意于此。唯其有了多元的共存，才为我们的文化多元以及政治的多元提供了“1＋1”以上的文化资源。否则，“1”的一亿次方也只能是一个直线的“1”。
在《西方政治传统》里，作者清醒地反省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的文化资源。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在这个二元乃至多元的环境里，同样可以产生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独裁等危害人类的东西，所以西方的文化资源并非是万能的，也不是一片乐土。他同样要全人类反省，尤其是西方人自己反省自己。而且西方自由主义由于它自身的矫情，随时可能步入可怕的泥淖。“国族主义的问题”一节里作者指出：“任何社会正义都可能超过个人正义的要求的看法，与自由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然而在一个国族主义渐趋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却一直有消失的危险。”来自国族主义的危险正是萌芽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条件下。无独有偶，“独裁的问题”在西方曾经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严重威胁。这就说明，即使是酿造了“开元”社会的西方基督精神天池里也有靠不住的东西。Frederick Watkins 先生沉重而又不无侥幸地说道：“造成极权主义与宪政思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是中古基督教圣战与布道两个传统间长期传统的重演。如果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过布道传统，西方文明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时那种几难幸免的灾难。这就是近代独裁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看来，即使是所谓的“恶”资源也必须作为一个必要的“对立”存在着。但我们这一意识似乎消失殆尽了。那种不是认为自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万事不如人”、“全盘西化”的毛病是不是该改一改了呢？
本来，世界每一种东西的价值都只是有限的相对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可以有激进的自由主义，也可有保守的自由主义。理性也允许“正理性”与“负理性”同时存在。由内部产生的自我对抗、磨砺机制才有茁壮的希望。在仇恨心理下走向外倾、打击对方，不是挖掘自我资源，走向内倾，这是二十世纪思想、学术、政治、文化诸学派最大的悲剧。
最后要说的是对儒家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西方政治传统》专辟一章论述西方自由主义的前途。颇为有趣的是，人家认为自由主义如要保持必要的矜持就必须向儒家的思想资源看齐。这个观点真的令我脸红起来。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乱砍滥伐，我们固有思想资源的水土流失严重，以致在“沙尘暴”的气候状态下难以辨认。可人家老外却看得比我们还真切。当然，Frederick Watkins 先生还是有“他知之明”的，人家说的是“中国文明的基石”为何保持得那么好的问题，而不是将儒家奉为圭臬。
我们说Frederick Watkins 先生向儒家看齐了，可别自作多情的认为二十一世纪真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了。近年来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令笔者感到十分难为情，尤其是在西方大学逗留期间。我忽然想到这个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法”非常煞风景。在“自由主义的前途”一章里，Frederick Watkins 先生一下子将儒学抬到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位置。原来，他是在想完全将“保持西方文明原则”下来的思想平台上做文章的。“儒家的原则做政治基础”，“其后中国文明稳如基石”。在这一点上，或许对彻底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和将自由主义奉为圭臬、论为“完美”的人都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当代政治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有些人获得下列结论：‘世俗的自由主义’观念本身，基本上就是错误的，要保持西方文明的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复这个文明最初赖以建立的宗教基础。”或许，理论本身不无道理，但是当这位洋先生将儒学的治家法宝——“儒家思想的特有力量”窃为己有时，我们不只是茫然，更多的是对自由主义功能的失望，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望。《西方政治传统》很是认同儒家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贡献：“儒家思想在中国文明遭遇危机时，做出无比的贡献，近代自由主义也试图为西方世界做出类似的贡献。”是的，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个贡献，但在紧接着的下面论述里，我们却有点担心：
自由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他和初期的儒家一样，能运用广为人接受的伦理假设这项资本，这项资本虽然日渐衰微，却还算充实。人道主义式的民主政治（Humanitarian Democracy）伦理是基督教传统博爱教义的世俗化的延续。
毕竟，儒家文化的思想资源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资源里都不乏人道主义的情怀，而“人道主义的情怀本身不足以保证西方世界的人必定遵循宪政民主制的原则。的确，人道主义在最极端情况下所促成的，往往是专制而非宪政制度”。于是我不由得想到：“五四人”当初要以打倒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目的来建立（当然是以多元的信仰为基础的宪政民主）一个以自由理念为理论基础的民主共和社会，但他们忘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另一个出路，那就是：在打倒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时，是否想到也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以为世俗的对抗力量——形成二元模式）？如此看来，在将儒家保护好、政教分离方向把握好的同时，再将儒家的人文情怀树立得更坚挺不无道理！
令笔者欣喜的是，大陆版的《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已经由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2月出版，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Frederick Watkins著，李丰斌译：《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
注释：
〔1〕（奥）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刘军宁：《自由与多元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