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真是发狠之作，现在少有这种著史的风格和气魄。那代学人的史与识，文字和议论难说不成绝响。他在总结近代教育时曾说：“……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摹仿日本，其继摹仿德国，最后摹仿美国、法国、英国，只有形式的机械主义，毫无民族的文化基础，以致学校养成的人才，忘本逐末，削足适履，政治经济，胥受其弊。”通观当代，“其弊”犹在啊。
民国时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北大，抗战军兴后的西南联大，它们一直在学人的心目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至今还在回响。其中，大师林立，戛戛卓见；兼容并蓄，谦逊互助；术有专攻，自成体系；教授治校，超然物外；全面发展，精神自由，这些恐怕是其大端。教育制度上，虽有“摹仿”，甚至“机械主义”，但万变不离其宗，却有“民族的文化基础”，文理并举，史事打通，中西合融，通才遍现，这决非是其小端。
技术时代，以先进为楷模，以效益为依归，凡洋皆好，似成定势。然矫枉过正，一味师“夷技 ”，体用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些人眼中，方块字也成了落后的象征，遑论传统文化。于是，假洋鬼子的做派，技术买办的恣睢，夹着洋码字的言说，半生不熟的接轨，典雅涵咏与生吞活剥，岂止天壤？回头看看南洋与北洋两所工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制度建设和调查研究，它们的技术势力和人文精神，怕是要产生今不如昔的嗟叹。
现如今，分科愈细，壁垒愈严；扩招规模愈大，市场化的步伐愈快，这两条“枷锁”捆绑着今日大学发展，求大求全，盲目赶超，其后遗症远非就业形势严峻那么简单。条块分割，互设篱笆，鲜能会通；量化盛行，指标优先，泰半失真。笼而统之的大学，模式化的教育，“忘本逐末”、“削足适履”的制度化作业，只会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背道而驰。或者说，应试万能之下，中学与小学教育，哪来素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和九十年代的大学兼并，肯定是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两场“巨变”，留下的话题之多，恐怕不是一时半会能理清，至于“文革”浩劫更是令人扼腕，也不用说各种运动所带来的创痛。另一层，文化的断裂，更是惊心动魄，“民族的文化基础”恐非一、二代人能恢复和建立。如此，大师不出，怪不得谁的。
中国古地图——
禹迹图图石
石刻地图之出现始于唐、宋时期。《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亦与同石所刊之《华夷图》及南宋黄裳所作并在苏州刻石成碑于淳祐七年（1247年）的《地理图》同为现存最古老的三幅全国性地图。该图原置于陕西省西安市以西一百二十里之凤翔府岐山县县学中，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
该图刊于刘豫（齐）阜昌七年（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与稍晚数月上石的《华夷图》分刻于同一方形石碑的阳阴两面。图石无碑头及碑座，长约九十厘米，宽八十八厘米，厚十八厘米，二图各长约七十九厘米，宽约七十八厘米，图框至图石边缘各约五厘米。将图石竖立，阳面之《禹迹图》为正图，阴面之《华夷图》为倒置图。据此，论者认为此图并非供人观览之图碑，而是用以印刷（拓印）之图石（版）。此说可从其后六年即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镇江府学教授俞篪刻石立于讲堂西壁之内容、形制及规格相同的《禹迹图》（现藏镇江市博物馆）得到佐证。按俞氏刻图之题记，乃将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 于长安刊行之《禹迹图》原本重校后刊刻，据此，岐山县学与镇江府学之《禹迹图》可能出于同一蓝本。有人认为原图绘制于1081～1094年，制图人或为北宋著名学者沈括。
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唐代贾耽（一作“贾躭”；730～805年）曾在裴秀分率法基础上创用更为精密之以一寸折成百里的比例方法，即所谓“计里画方”之法绘制《海内华夷图》、《陇右山南图》等。自此，这一按数学原理、依比例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基本法则，一直沿用到清代，并约于十四世纪初传到阿拉伯及欧洲各国。《禹迹图》便采用此法。全图以纵七十三横七十分格，方格边长约一点一厘米，计正方形网格五千一百一十个，每方折百里；海陆分明，海上未画方格。比例尺约为五百万分之一。为现存最早绘有控制网格的全国性地图，在制图学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图描绘了传说中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之情况，主要表示水系要素，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支流以及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均突出显示，其位置及形态轮廓均比《华夷图》准确。除“禹贡山川”名外，增加了“古今郡名”，图上约有三百八十个行政区名，标注名称的河流近八十条、山脉七十余座、湖泊五个。
(万 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