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
? 李兆忠
一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记中也感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在其书自序中言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毫无疑问，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目的并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写这部宣传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书。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的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强烈的急功近利性，而不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研究对象。《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人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日本民族，阐明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则力有不逮。
黄遵宪的日本观包含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东亚观的始作俑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同样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抛弃了过去一贯的“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采取平等的立场。这种“同文同种”东亚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内涵，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仅仅“同文同种”是不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十多年后革命志士陈天华在《绝命书》里有透彻的分析：“同盟为利害之关系相同之故，而不由于同文同种。英不与欧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日本同盟；日本不与亚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英国同盟。无他，利害相冲突，则虽同文同种，而亦相仇雠；利害关系相同，则虽不同文同种，而亦相同盟。中国之与日本，利害关系，可谓同矣，然而实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护其实也，故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惟能分担保全东亚之义务，则彼不能专握东亚之权利，可断言也。”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有它的好处，至少可以在某一方面凸现问题的深刻性。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还是留下很多悬念。
二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知识者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日本化”。假如没有这些“外来语”，我们连正常的思想交流都无法进行。
按理讲，既然日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应该对日本格外关注、格外了解才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现代汉语的众多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不断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周作人曾感叹：“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乐观绝无根据。”（《日本管窥之三》）政治上的冲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日本与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害时候，也就不能冷静了。”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优越感，决定中国人决不会把“小日本”真正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盘西化”历史潮流，养成一种“历史的世故”，其情形，就像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将日本当作中国富国强兵的跳板，从一开始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清楚写着：“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互动，造成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极大障碍。
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给宗白华的信，颇能说明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想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说了！”（参见《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这样的心态在日本留学，遭遇种族歧视时，结果可想而知，难怪郭沫若小说里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称其为“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啊，这儿就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到像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麻吕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像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呢？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优越感，日本人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和杀师负恩的不伦行为，再加上双方共同的崇拜西方、互相蔑视的“历史的世故”，决定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和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走偏。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并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儿育女，论涉入东瀛生活之深，留日学子中几乎没人能与他比，而且，郭沫若学贯中西，才富八斗，志向远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郭沫若宏富的著述中，有关日本的只占极小一部分，尽管他写过《同文同种辨》那样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揭示了中日两国异文异种的真相，指出日本人的祖先是马来人种，并且自豪地宣布：“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同文云乎哉！同种云乎哉！”郭沫若并没有将这个题目追究下去，显然在他宏阔的视野里，日本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不屑花功夫钻研，难怪当年周作人请郭沫若到北大讲授日本文学，被他一口谢绝，对于日本文坛的大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从来就不放在眼里，几乎不交往，他唯一翻译介绍过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
三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此陷于无休止的矛盾纷争，从大趋势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占据上风，最后终于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用来认识西方有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此认识日本就会发生很大的错位。考察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继传统的“大中华”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或曰西方中心主义，无论进化论、人道主义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不出这个范围。公平地看，各种观念都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的范围，对于认识日本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假如是对日本的国情、日本的历史文化风土没有相当的知识与切身的体察，食洋不化，将此种观念无度地扩张，势必导致认识的错位。巴金对日本的误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作一番梳理。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这期间写下了名作《神》。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言之凿凿。武田由“无神”向“信神”的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朝日新闻社）
巴金的辩解也许不无道理，这里涉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文学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说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日后充当侵略中国鹰犬的汉学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假如能够作“历史还原”的话，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安分守己的外表下，有着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这种日本人在日本比比皆是，可惜不在巴金注意中。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唯一的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虚构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记忆中终于变成了生活的真实。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这一类问题无足轻重，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消亡。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方式。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原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所以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及其皇祖——天照大神，这个“神”作为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从巴金对武田的“有神”／“无神”二元对立思维，不难联想日后一直流行的“日本人民反战，日本统治者好战”的阶级论两分法，其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当然不符合事实真相，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更是南辕北辙。这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大大地简化，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
四
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彻底败坏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在这种情势下，要求中国人以冷静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日本，是不现实的。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将日本人彻底地妖魔化、鬼畜化，连老舍这样理性丰富的作家也未能免俗。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作了激烈的抨击与彻底的否定，甚至连日本人做事认真这一曾经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国民性，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被形容成一种笨狗与哈巴狗杂交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老舍这样借主人公瑞宣的嘴这样评价日本文化：“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老舍还这样批判日本：“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欲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老舍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是非常时期的产物，在日本凌辱中国、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特殊环境里，显得犀利而有力，但终究是一幅扭曲的漫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统于阶级论，日本人民与日本统治者，被作以泾渭分明的区别，前者进步，后者反动；前者爱好和平，后者穷兵黩武。作为外交斗争策略，这种做法无疑很高明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日本想像支配，一种是鬼畜化的战争恶魔，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另一种却是热爱艺术、温文有礼的和平天使，却没有机会弄清这个悖论。直到改革开放时代到来，这种局面才开始打破，中国人开始了解真实的日本。这二十年，中日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流可谓兴旺，据统计，中国留日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日本的电器产品、电影卡通之类在中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然而，历史的惯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到底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我不敢说。事实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心理上的距离，并没有因来往的增加而缩短，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历史的记忆，现实的冲突，一直在妨碍两国之间真正的交流，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视与误读一如既往。
尽管时光已转到二十一世纪，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时的那种历史的沉重感。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精通日本的大家，他们的见识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日本通。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研究不为国人所知，一直封存在历史的尘土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竟使中国学界大开眼界，奉若至宝。其实，《菊与刀》的作者没有到过日本，日语一窍不通，对日本的事情相当隔模，其凭严密的逻辑推理拐弯抹角得出的日本文化二重性的结论，周作人早在七十年前已经点破。在《日本管窥之四》里周作人这样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猜，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周作人从日本特有的宗教——神道，找到了答案。他发现，日本的神对日本民众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以“神凭”或者“神人和融”方式体现，可以有极大的破坏性，周作人进而指出：“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这是周作人经过长期思索、包括误读日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格外有说服力，对于我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政治的民众心理基础，极有启发意义。可惜此文当时未能面世，因为不久就爆发“七七事变”，周作人沦为汉奸，直到二十四年以后由友人曹聚仁带到香港编进周作人的书里出版，可以说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
近代中国有两个大日本通，一个是戴季陶，另一个就是周作人。相比之下，政治家的戴季陶比书生的周作人看日本更老到、更透彻。周作人受东瀛的“人情美”遮蔽，颇费一番周折才看清的事情，戴季陶一下子就看破。比如他这样分析日本的武士道：“武士道是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是何等通透的眼光！再比如，戴季陶这样概括日本文化：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十分可敬。
认识日本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虽属于同一系统，却是不同的类型，与原创的中国文化不同，它是一种派生性文化，其最大的特征，是对外来文化贪得无厌的吸收与再创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近代的西洋文化，都是它吸引消化的对象。因此，认识日本，不仅要有深厚的中西学知识、东方学知识，还要有正常的文化心态和对东瀛生活的深度体验，方能发现它的本质。周作人与陶季陶对日本的真知灼见，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产物。然而，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周作人和戴季陶，一个是汉奸，一个是国民党右翼政客，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难以言说的复杂与凶险。然而仅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而言，这是两座绕不过去的高峰，以人废言，是极不明智的。今天的学者，已经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撇开他们，重起炉灶，我们将陷于认识的空中楼阁，唯有继承他们的思想遗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所成就。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