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朋挚友亦须防
——古代公文写作中的告密事件
? 眭达明
无耻告密
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清史稿·曹锡宝传》
文件材料写出后，拿给同事或朋友看看，请他们提提意见，或帮助誊写，这都是很正常的，许多秘书工作者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如果文件材料事涉机密而又所托非人，却往往要吃大亏。在这方面，清朝的曹锡宝就摔了大跟头。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山东粮道和监察御史等职。他生性坦率，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他当监察御史时，看到大学士和珅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他。
但曹锡宝深知和珅权倾一时，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连皇太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都要让他三分。曹锡宝因此一时还不敢轻易触动他。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有人告发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拥有说不清的巨额财产。调查结果，告发属实。一个家奴哪来这份巨额家财？乾隆皇帝断定其必有勒索行为，而且根子必定出在主子身上，于是愤而撸掉了富勒浑的官职。受此启发，曹锡宝也想从和珅的手下着手，拿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由此拉开“倒和”的序幕。
刘全在和家做仆人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起初，刘全是为和珅父母赶车、跑腿，和珅父母去世后，刘全继续追随和珅，与和珅一起创业打天下，因而深得和珅的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和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全由他一人操持，并代理和珅掌管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由于刘全主要是掌管和家的外间事务，为了与和家内管家呼什图相区分，所以世人皆称其为“外刘”。
刘全平日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无所不为。刘全也颇善于敛财。他广置房产，经营当铺、作坊和其他各种店铺，共积攒了二十多万两白银的家产，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还在和珅宅第附近的街道上修建了一所豪宅，建筑规模宏大，内部装修豪华，室内各种摆设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哪里像一个管家应住的房屋！他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超过了清朝的规定。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是相当分明的，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马车，都有严格规定，如果超越了等级规定，其罪非同小可。曹锡宝经过详细周密调查后，于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呈上奏折，弹劾刘全依恃主子和珅的权势，“衣服、车马、居室”全都严重超标，请求严惩刘全。
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接到曹锡宝奏折后，立即将随驾的和珅召来责问。和珅全无慌张神态，回奏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且刘全是个“安分朴实”之人，想必不会在外惹是生非。不过他又说：由于自己经常跟随皇上出巡，家奴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也不敢说绝对没有，于是假惺惺地请求皇上派人严查此事。乾隆皇帝乃命留京办事的亲王和有关部门的大臣召见曹锡宝问明情况，然后又派专人跟曹锡宝一起到刘全家查验。实地调查结果，刘全家里仅是与普通百姓一样的房屋，更不见什么华服名车！曹锡宝在奏折里写的那些东西，均属无稽之谈、造谣污蔑！
曹锡宝一下傻眼了。他只能相信自己碰见鬼了！自己明明亲自到刘全家实地察看过，原来存在过的东西怎么转眼间就通通从人间蒸发掉了？！
曹锡宝哪里知道，问题正是出在他自己身上。原来奏折写好后，他曾拿给南汇同乡好友吴省钦看过，想让他帮助提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润色。吴省钦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人，此时担任侍郎职务，是从二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副部级干部。不过他还想爬得更高，因此早已暗投在权臣和珅门下。为了讨好主子和珅，吴省钦竟然不惜出卖老乡和朋友，转身就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将奏折献给了和珅。这份绝密情报，对和珅来说无疑是一份非常厚重的礼物。和珅得此消息后，把刘全火速召到热河，经过一番密谋后，又指令其快马加鞭赶回去，迅速拆除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该穿戴的衣物。等到曹锡宝的奏折送到乾隆皇帝手上时，一切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都已被销毁，未留下任何痕迹。
未查出任何真凭实据的调查结果反馈到乾隆那里，皇帝老爷子着实不高兴。他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不纯，是“假公济私”，进行报复；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击和珅，因此指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曹锡宝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罚。此后，曹锡宝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含冤死去。
曹锡宝反贪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逐名利的罪名，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暴打自己的嘴巴。而导致这一结果，则是自己过分相信了吴省钦这样的“朋友”，把不应该示人的绝密材料交给他阅，从而被吴省钦这样的无耻文人给出卖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它告诫人们：一般的文件材料，请同事朋友提提意见或润色修改，是可以的；凡是事涉机密的东西，则千万不能让圈外人知道，即使他是你的知心朋友或铁哥们儿，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让他们知道。保密观念这根弦万万松不得，松了就会出大问题。
曹锡宝死后第七年，也就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老皇帝去世。第二天，嘉庆皇帝即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之职。初八，又下令将和珅逮捕入狱。不久，令和珅自尽。同时下令抄了刘全的家，搜得各种动产和不动产加上现钞，折合现金共值二十余万两白银，证明了曹锡宝原来检举揭发的全是事实。嘉庆帝“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曹江）视赠官予荫。’”〔1〕
录以示人
繁少才警，无行。泌始起阳城官诸朝，故城重德泌而亲厚于繁。及疏裴延龄，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书。已封，尽能诵忆，乃录以示延龄。明日，延龄白帝曰：“城以疏示于朝。”即摘其条以自诉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新唐书·李泌传附李繁传》
唐朝的阳城，也是在起草公文时被人告密，结果反遭对手所害。
阳城是定州北平（今河北顺平）人，字亢宗。年轻时，家贫无书，就在集贤院找了一份抄书的工作，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能偷偷地将公家的书籍带出来学习。通过这种方式苦读六年，学业大进，考取了进士。此后在中条山隐居，以读书作文为乐事，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经宰相李泌推荐，五十三岁的阳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京城里的人听说阳城愿意出山做官，都想一睹其丰采，同时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上任后，他却一天到晚与亲朋好友在一块喝酒，整日沉醉在酒中，没有提交过一份谏书。众人非常失望，大文学家韩愈甚至特意写了《争臣论》一文，对他进行讽刺。但他毫无所动，仿佛不知道别人在议论批评他，每天照常喝酒不断。
然而，阳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贞元十年（794年），宰相陆贽遭奸臣裴延龄诬陷，被降为太子宾客。第二年春天，天大旱，边防军队缺乏粮草，陆贽上书发表看法，裴延龄借题发挥，居然给陆贽扣上动摇军心的罪名，激起唐德宗的恼怒。于是陆贽再贬为忠州别驾，并传说要被杀死。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治家，很有才干，为人正直，朝中每有不恰当的事情，他常常据理力争。要好的朋友规劝陆贽进言不要太尖锐，陆贽却襟怀坦荡地回答说：“我只要上不辜负天子，下对得起我一生所学的知识，其他的就不去考虑了。”当时，裴延龄得到唐德宗的宠信，朝廷大臣个个畏惧他，不敢说他半个不字，陆贽却偏偏要摸摸这只恶虎的屁股，公开对唐德宗说裴延龄不可用，并上书激烈地抨击裴延龄奸诈，把他的罪状一件件摆出来。唐德宗很不高兴。裴延龄知道陆贽和他作对，就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把他整垮不可，于是经常在唐德宗面前说陆贽的坏话，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了他的谗言，把陆贽贬了官。
陆贽再次贬官后，唐德宗的怒气还未消，朝廷内外惴惴不安，大臣们担心大祸随时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此时，阳城却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说：“不能让天子信任重用奸臣，杀害无辜！”随即，他带领部下王仲舒等人守在延英门，上疏抨击裴延龄奸佞，申诉陆贽无罪。唐德宗大怒，要治阳城等人的罪。后经太子出面营救，唐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
阳城站出来说话后，陆贽虽然得以免遭杀身之祸，但奸臣裴延龄却日益得到唐德宗的宠爱，随时都有任命他为宰相的可能。阳城又当众扬言说：“倘若真的让裴延龄担任宰相，我就将任命他的白麻制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他将裴延龄的罪恶一一列举出来，想秘密上书给唐德宗。奏疏写好后，当晚便请一个名叫李繁的年轻人帮助抄写一遍，以便第二天一早就上呈唐德宗。谁料想李繁这个小子的记性特别好，在抄写过程中，竟将全文默记在心。他一离开阳城家，就直奔裴延龄那里，把奏疏全文原原本本地默写下来，交给裴延龄。第二天早朝，裴延龄抢在阳城前面见到唐德宗，说：“阳城要诬告我。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在朝臣中公开传播奏疏的内容，以博取正直的名声。”然后他又针对阳城奏疏中所写的内容一一进行辩解，说阳城写的全是不实之辞。不一会儿，阳城的奏疏送了进来，内容与裴延龄刚才说的果然一模一样，唐德宗于是认为都不真实。唐德宗哪里知道，自己是被裴延龄愚弄欺骗了！不久，阳城即由此获罪，改任国子司业，后又出为道州刺史。不过唐德宗最终还是顾及了舆论的压力，没有让裴延龄当宰相。
如果说，曹锡宝反贪不成，是因为轻信了吴省钦这样的老乡和朋友，那么，阳城检举揭发裴延龄失败，则是他在知恩图报的心理驱使下，爱屋及乌，没有看穿李繁这个小子的本质。原来，李繁就是李泌的儿子，而李泌对阳城是有大恩情的，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阳城才一直喜爱李繁这个年轻人，把他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当时，阳城是个年逾花甲之人，身边又有李繁这样一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奏疏写好后，请他帮忙誊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哪知这家伙是个缺德之人，一转身就把阳城给出卖了。
在唐朝，李泌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位至宰相，封为邺侯。他博学多谋，善于直谏，谨慎自爱，刚正不阿，称得上是高风亮节的贤相。谁知虎父生犬子，儿子李繁却堕落为奸臣裴延龄的一个死党，既玷污了父亲的英名，又给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
其实，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李繁是个有才无德的小人，只是阳城为情义所误，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想必会悔恨终生的。
号为“家贼”
公弼以王安石变法，数劝其务安静，安石不悦。公弼具疏将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吕氏号嘉问为“家贼”。
——《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在窃取公文告密方面，宋朝还真的出了一个“家贼”，他叫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北宋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以恩荫补官。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吕龟图在宋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来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蒙正历仕真宗、仁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吕夷简是宋仁宗朝宰相。吕嘉问的祖父辈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等人，都是朝中要臣。《宋史·吕夷简传》因此说：“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嘉问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很重要影响的仕宦世家。
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即为其中之一。吕嘉问开头为三司条例司的属官，不久被任命为权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工作很有成效。市易法颁布后，在开封设“市易务”，吕嘉问提举市易务，具体负责市易法的推行。因此，吕嘉问在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吕嘉问的几位爷爷，也就是吕公弼、吕公著等人，却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他们与朝廷其他多数老臣一样，竭力反对变法。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2〕。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即上疏表示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还说：“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恼怒他的话说得过分刻薄，因而十分生气。宋神宗要任用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也反对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3〕宋神宗将此话说给王安石听，王安石更加愤怒，于是将吕公著排挤出朝，贬为颍州知州、提举崇福宫。
比起吕公著来，吕公弼反对变法的态度虽然也很坚决，但言辞要委婉得多。他多次劝告王安石，在工作中务必做到安稳平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王安石正以铁腕手段推行变法，听了吕公弼这类不软不硬、不重不轻的所谓意见，自然老大不高兴。而吕公弼也很不愉快，于是写成奏疏，称要全面评论变法之事。吕公弼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奏疏写好后，并没有急于上呈宋神宗，而是放在家里再斟酌考虑一下。哪知道他兄弟的孙子也就是他的堂孙吕嘉问看到这份文稿后，竟然偷偷地把它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赶忙向宋神宗汇报此事。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初。当时，宋神宗正高度信任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实行变法。为了保证新法得以推行，望治心切的宋神宗贬退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朝廷重臣，排除他们对王安石的干扰，让王安石能够放手工作。因此，宋神宗一听说吕公弼要上疏反对变法，便十分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去担任知府。吕家人知道是吕嘉问告密后，就把他称为“家贼”，并将其排除在家族之外。〔4〕
吕嘉问窃取文稿告密这一历史趣事，史家历来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说他是无耻小人，与吴省钦、李繁是一丘之貉。但也有人说吕嘉问的行为与吴省钦、李繁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吴省钦、李繁是利用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而告密，是出卖朋友，因而十分卑鄙无耻；而吕嘉问只是把堂祖父的文稿偷出去交给王安石，因而不存在信用丧失问题。吴省钦、李繁告密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卖身投靠之举；而吕嘉问告密虽然也是为了讨好王安石，但毕竟含有政见不同的因素，其行为不仅能够理解，而且值得肯定和欣赏。但不管有多少所谓合理的解释，告密总是一种不光明正大且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它既是一种扭曲人格和出卖灵魂的表现，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搞到这种“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无耻小人扬眉，人人自危，世无宁日，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注释：
〔1〕《清史稿·曹锡宝传》。
〔2〕《宋史·范纯仁传》。
〔3〕《宋史·吕公著传》。
〔4〕《宋史·吕嘉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