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闺有愿作新民”
——关于吕碧城
? 桑 农
1904年6月10日，秋瑾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拜会寄寓《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英敛之先生日记》当天记载：“十点，秋闺瑾女由京来，其夫王之芳及秦□□偕来，留午饭。饭后，秋留馆，王、秦等去。秋与碧同屋宿。”
许多年后，吕碧城对那次会面仍记忆犹新。她在《予之宗教观》一文中写道：“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英敛之）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妆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
秋瑾过访时，吕碧城虽年仅二十二岁，却已在《大公报》上刊出了影响甚大的诗文，京津名流纷纷唱和响应。其名句有：“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蛾眉独立时。”“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试想，秋瑾读到这样的诗句，自然引为同志。她前来拜访比自己小七岁的吕碧城，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也意在为她致力的革命事业争取新的力量。遗憾的是，她未能如愿。据吕碧城说：“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
此后的情形，正如吕碧城所言，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秋瑾于1905年去日本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策划起义，1907年被捕就义；吕碧城于当年创立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校，投身教育和传播事业。秋瑾走的是革命救国之路，是激进妇女的领袖；吕碧城走的是教育兴民之路，是稳健女性的翘楚。
两人采取的手段和程序有所不同，却有着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所以，她们仍属“同一战壕的战友”。1907年初，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刊词即为吕碧城所作。
吕碧城原籍安徽旌德，1883年生于太原，其父时为山西学政。像许多古代才女的幼年传奇一样，吕碧城也曾有对对子的轶事。据说五岁时，父亲即景以“春风吹杨柳”出题，她立刻应答“秋雨打梧桐”。然其早年生涯颇为坎坷。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族人为霸占家产，逼走碧城母女。已与之定亲的汪某，也借故退婚。母返乡，碧城遵命赴塘沽依附舅家。
1904年春，吕碧城约舅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同往天津访女学，被舅骂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挈往天津寓所。打听到方夫人在《大公报》报馆，她便去信倾诉。信被该报总理英敛之所见。英敛之对其大加赞赏，亲往邀请任助理编辑，迁居报馆。不久，吕碧城的诗文屡见报端，备受时贤推崇，一时“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这才有秋瑾和吕碧城同榻畅谈的一幕。
当时与之诗词唱和、过从甚密的，主要是“督署诸幕僚”，吕碧城欲办女学的倡议，也得到这些人的积极赞同。在他们的举荐下，吕碧城得到了官方的资助。《英敛之先生日记》记有：“袁督许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直隶总督袁世凯，唐道即天津海关道唐绍仪。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推行教育改革，奏请慈禧太后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得到他的支持，北洋女子公学很快开张，吕碧城出任总教习，一年后升任监督（校长）。公学于1906年又加设师范科，命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此即后来的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毕业于此。
吕碧城创办女学，成绩显著。她既善于吸取新知识、新思想，形成自己系统的教育理念，又具备很强的活动能力和管理能力，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北洋名下学堂数十所，都开设新式课程，聘请的总教习、教习大都是外国人。像吕碧城这样二十岁刚出头的女子，被委以重任，让其独当一面的，属绝无仅有。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洋女学停办，袁世凯随即特聘吕碧城为总统府秘书。直到1915年，袁世凯授意组织筹安会，准备恢复帝制，吕碧城才辞去该职。
吕碧城担任总统府秘书一职，似乎是个闲差，并没有从事具体的事务。上任不久，即奉母离京，移居上海。在十里洋场，她转而涉足商界，与外国商人角逐交易。数载间，盈利丰厚，竟一跃而为巨富。
吕碧城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自建洋房别墅，富丽堂皇。内部陈设也俱为欧式，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并雇有两名印度籍仆役，出入汽车代步。郑逸梅《人物品藻录》中称，吕碧城“且染西习，尝御晚礼服，袒其背部……擅舞蹈，于蛮乐琤瑽中，翩翩作交际之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
吕碧城曾蓄一犬，取名杏儿，金发披体，乖巧玲珑，离沪时赠与友人。每次通信，必问及近况。后得知其物化，葬于荒郊，遂赋诗以悼：“依依常傍画裙旁，灯影衣香忆小窗。愁绝江南旧词客，一犁花雨葬仙厐。”这种善待动物的仁慈心肠，使她后来参与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然而，也正是因此，还引出了两场官司。一次爱犬被某外侨的摩托车辗伤，吕碧城请律师与之交涉，送犬入兽医院治愈，方才作罢。平襟亚（即四十年代著名的《万象》杂志的老板）当时于小报上刊出《李红郊与犬》一文，予以影射。吕碧城大怒，告上法庭。平襟亚遂逃往苏州，更名改姓，不敢露面。吕碧城征得其照片，欲登报缉拿，没有获准，又声明如有人能告知住址因而缉获者，以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鸟一幅为酬。
当然，吕碧城在上海并非整日声色犬马。事实上，1913年至1920年，她一直潜心苦学，国学与外语都有极大的进步。在天津时，她曾师从时任直隶学务部总办的严复习逻辑学，并促使其翻译《名学浅说》。该书序中有云：“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到了上海，她又师从道学家陈撄宁叩问玄理，陈为之作《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这些都是十分精奥的学问，可见她对中西文化钻研之深。吕碧城还多次参加南社在沪上徐园的雅集，并与诗友结伴去外地寻访名山胜水，一路诗词唱和。
由于客观的原因，吕碧城未能继续早年教育救国的事业，但她仍然抱有济世的关怀，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慈善公益的热衷。据《旌德县志》记载：吕碧城“疏财仗义，乐善好施。出国留学前，从在沪经商盈利中提取十万巨金捐赠红十字会。在海外时两次捐款，用于宣传保护生态环境。1940年捐款给国内赈灾机构，帮助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临终有遗命将全部财产布施佛事”。
近代名诗人樊樊山于1925年刊出致吕碧城信手迹，其中有：“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此老人所深佩者也。”
吕碧城不仅能“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更能以个人的力量远渡重洋，游学欧美，开拓眼界和胸襟，实现她的“世界主义”。1920年，她自费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美术、进修英语。她住在纽约最豪华的旅店，房租甚高。西方人下榻多不会超过七天，她一住就是六个月。当地富豪达官的夫人闻其名，争与定交，有隆重宴会，无不邀请。1926年，她再次赴美，并于第二年转赴欧洲，周游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地，后长年旅居瑞士。
每游一地，吕碧城必以诗文记述。《晓珠词》第二卷收录的，便是她周游欧美、特别是旅居瑞士时的词作，所咏内容即如“登阿尔伯士山”、“日内瓦之铁网桥”、“巴黎铁塔”、“拿坡里火山”、“大风雪中渡英海峡”等等。描述这一类异域风光，不仅前人未有，近现代词坛也不多见，况且吕碧城想象奇特、境界高远。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有极高的评价：“中年去国，卜居瑞士。慢词《玲珑玉》、《汨罗怨》、《陌上花》、《瑞鹤仙》，俱前无古人之奇作。‘休愁人间途险，有仙掌为调玉髓，迤逦填平。’（《阿尔伯士雪山》）‘鄂君绣被春眠暖，谁念苍生无分。’（《木棉花》）杜陵广厦，白傅大裘，有此襟抱，无此异彩。”
吕碧城周游欧美之际，正值西方盛行动物保护运动。1929年，她作为唯一受邀请的中国人，前往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并登台演说。吕碧城头戴珍珠抹额，身穿金孔雀图案的晚妆大衣，用英语慷慨陈词，备受听众瞩目。演讲完毕，各国代表争相趋前握手致意，请求签名，合影留念，竞相邀请她前往本国演说。会后，维也纳最大的报纸DerTag特别报道了吕碧城演讲的盛况，并刊登了她的演说词。
与此同时，吕碧城皈依佛法，以英文翻译《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普门品》、《十善业道经》等佛经，向西方传播佛教文化。她还不时将欧美各国佛教与护生消息传递国内，见于报刊，引起沪上知名居士李圆净、丰子恺等人的注意。这些文章被结集为《欧美之光》印行，畅销一时。回国后，她又撰写《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观音圣感录》等佛学著作，继续宣扬戒杀因果、护生蔬食之说。
吕碧城倡导护生，弘扬佛法，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很大的贡献。她自己也信仰坚定，身体力行。有一则轶事说，她于1935年在香港购屋居住，搬入不久，发现梁柱白蚁丛生，如果灭掉，便犯杀生之忌，若不然又有屋宇颓圮之忧，无奈只得将房屋平价转让他人。其传记及年谱都记载，吕碧城临终前，遗命火化，将骨灰和面粉为丸，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
像一般女性一样，吕碧城也着意穿戴。从留下的一些照片可见，她的服饰时尚新潮，有的甚至别出心裁，体现了她张扬的个性。早年在天津时，她的奇装异服就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已经算很开明的《大公报》上，刊出了《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文。吕碧城当即撰文反驳，并因此与有恩于己的《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翻脸绝交。此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欧美，她依然我行我素。不过，这也赢得不少人的钦慕。苏雪林《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中写道：“我记得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枝，美艳有如仙子。此像曾供养多年，抗战发生，入蜀始失。”
作为新女性，吕碧城一生追求男女平权，而终抱“独身主义”。这与当今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理论上排斥男性不同，而与她身世经历和孤傲性格有关。幼年遭退婚之耻，在她心中留下阴影。后来，有些热心人前来议婚，都被她拒之门外。如清末驻日本公使胡惟德，曾托当时直隶提学傅增湘提亲未果。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寒云），世称当代曹子建，常与吕碧城诗词唱和。诗友费树蔚以之征求意见，吕碧城笑而不答。多少年后，有人谈及此事，吕碧城答道：“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许多人对吕碧城的婚姻问题十分关心，所谓女大当嫁，总得有个“归属”啊。对此，吕碧城却另有自己的见解。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有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吕碧城）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对于吕碧城这一番高论，严复一面佩服其“透彻”，一面也对她无意婚嫁“深感忧虑”。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记：“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碧城之婚姻问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自视甚高，很少有男性能被相中；二是她有经济实力，无须依附男性。正是由于这两点，才使得吕碧城持“独身主义”，并能将之进行到底。
吕碧城最令世人瞩目的，还在于她特立独行的人格。窦存我《赞吾国女杰吕碧城居士》中说：“在那礼教尚未被打倒的时候，她竟以一青年女子抛弃了家庭，毅然走上了欧化之途。创女学，办报纸，主张女界的权利。及至入了民国，举国狂热于欧化的时代，她在漫游世界之后，又毅然反抗着潮流，而皈心佛教。举世放纵于贪欲，以食色两事为人生目的之时，她却毅然抱独身主义，清修梵行，毅然本慈悲心肠，主张戒杀，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智慧，何等强毅而不被众挠，何等明哲而不为众惑。”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