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日本
? 李兆忠
提起留日文学，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留东外史》（不肖生）、《沉沦》）（郁达夫）那样的作品。在日本以强凌弱、中日关系恶化的时代，这些作品以简单有力的方式，宣泄了作者的愤懑与焦虑，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敌忾之心和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由于偏锋出笔，这些作品在凸现东瀛生活某一方面的同时，遮掩了东瀛生活的另一方面。《留东外史》洋洋一百余万言，其中虽然也写到了日本下级军官狂妄无知的军国主义嘴脸，靖国神社对中国学子的刺激，日本武林的夜郎自大，但都止于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众基础，在这部小说里并没有多少揭示，一切都淹没在“日本是个卖淫国”的渲染中。《沉沦》不遗余力演绎的，是弱国子民“性苦闷”的逻辑，最后将失身的中国学子送进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的不强大发出责叹，西方的两性解放思潮（反封）与近代民族主义（反帝）的合力，使这篇小说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从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的误导作用是很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险峻的中日关系和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学子无法保持冷静的头脑；根深蒂固的“大中华”观念，妨碍中国学子对“小日本”的认识；西方个人主义与东瀛文化风土的双重刺激，使留日文学写作变成宣泄个人苦闷的“自叙传”，由此传达的东瀛生活信息，必然是片面的、扭曲的。
的确，留日文学缺乏理性清明的作品，即使偶有这样的作品问世，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影响。这毫无办法，在一个浮躁亢奋的时代，中庸的声音注定不受欢迎，其价值总是有待日后的发现和追认，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就是如此。
以上感想，是我读凌叔华的留日小说《异国》《千代子》时自然而然产生的。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然而对于她的留日文学写作，文学史家一向未予以注意，查阅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竟没有一本提及。其实，凌叔华的留日写作不仅在她自己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对于中国现代留日文学写作，亦有特殊的意义。习惯了留日文学普遍存在的滥情伤感之风后，凌叔华的留日小说不能不显得相当的“另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仿佛在昏热的暑天，喝下一杯清凉的冰茶。
《异国》是写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另一面，粉碎中国少女的美丽想象，使她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由于这场“变脸”发生于西方教会的背景，事情就显得有些非同寻常，《异国》因此也获得一种深刻的内涵。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地域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这样一种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到了日本后，却发生了异化。小说中，温柔可爱的东洋白衣天使动不动就向上帝祈祷，甚至还为正遭日本侵略的中国祈祷“和平”，做得煞有介事的。然而，区区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就让她们现了原形，由此足以引发人们对日本文化的深思。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岛国的文化风土，无法产生普世的宗教思想，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思想传到岛国，却会发生异化，与原先的貌合神离。这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作为日本国民性基本特征的集团性，本身不具备超越的内涵；对于日本人，集团之上不存在另一种绝对的、超越的力量，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儒家的仁义，因此，个人无法脱离集团而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它必然表现出极端的排他性，这一切在《异国》里得到了恰当的演绎。
然而，《异国》另有精彩。了解日本的人知道，高度发达的“人情美”与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构成了日本国民性貌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方面，前者带来一个纯朴浪漫、风情万种的世界，后者造就一个量小气窄、尚武好斗的国度，孤立地看，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对立，整体地看，却是互相补充、互为表里的。因此，恰到好处地把握这种“菊”与“刀”的互动关系，就成为认识日本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异国》显示了超拔的眼光，东瀛的“人情美”与“岛国根性”的二重构造，被作者拿捏得如此妥帖，天衣无缝，实在令人惊叹。作者先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写尽东瀛白衣天使的种种可爱可人之处，为她们的“露峥嵘”作了最佳铺垫，然后笔墨荡开，形势急转直下，似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传神的白描，不动声色的对比，先扬后抑、欲擒故纵的手法，将日本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从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现代留日文学写作，几乎由男性学子囊括，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心理上的某种缺陷，加上弱国子民种族歧视的强烈刺激，他们无法以纯正的心态和眼光，冷静客观地观察描写东瀛生活，在他们的笔下，东瀛的“人情美”与“岛国根性”总是以生硬的、异常的方式联系，政治层面的“反日”与文化层面的“亲日”形成深刻的悖论。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礼教长期压抑而造成的畸形性心理，东瀛岛国特有的“人情美”对于中国学子具有极强的催眠力，徐志摩的一首《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赞美得无以复加，简直到肉麻的程度；郁达夫的弱国子民“性苦闷”里，包含着对东瀛女子可望不可及的迷恋与绝望；陶晶孙的留日小说，营造一个日本男性缺席的东瀛女儿国，中国学子成了这个乐园里的贾宝玉；《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一边叫嚷“日本女子淫”，一边沉迷于她们的肉体而乐不思蜀；媵固笔下，东瀛的聋哑女都有迷人的魅力，足以让中国学子发疯；甚至连郭沫若这样的文化英雄，在《喀尔美萝姑娘》这篇颓废味十足的小说里，使出浑身解数描写东瀛少女不可抵抗的魅惑力。至于周作人，就更不用说，完全被日本的“人情美”所俘，他写过一篇书生气十足的《日本的人情美》，证明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爱国观念，将日本的“人情美”视作日本的第一国民性。周作人后来沦为“汉奸”，与他对日本文化的过度崇拜显然有极大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的深刻性。
作为上流社会出生的女性，凌叔华此时显示了中国男性不具备的看透日本的本领。女性的眼光与心理，本来就更适合认识东瀛的“人情美”，就像女人看女人，往往比男人看女人更加准确一样，贵族的教养，更是保证了这一点。《异国》对东瀛白衣天使略含反讽的赞美，绝不是中国男性作家所能为，其中写道：“她（蕙）猜想这些花大约是她的女友太田或小林送来的。她想起她们可亲的容颜及讨人欢喜的笑声，虽则她们俩长得不算怎么样。她常对人说，世界的美女人，日本最多了。因为日本的女人，具有十足的女性美。凡女人特有的好处，如温柔沉静，细心周到，爱美爱洁等等都较他国人完全，至于服从谦卑与态度的柔和更非西洋或中国女子可以望其项背了。”这些文字，使人想起当年凌叔华对她的好友徐志摩的婉讽：“他对日本印象完全充满幻想，可由他的‘莎扬娜拉’诗里看出来。那首诗是他陪泰戈尔老人游日本时写的，他们那时的光阴，真是‘烂若舒锦，无处不佳’。日本人原本最会做东道主人，他们有心招待人，真是体贴入微，使宾如归一样舒适，尤其是女性，她们差不多都值得小泉八云的赞美。”对于性心理不够健全的中国男子，这不啻是一副口感极佳的清凉剂。
比起《异国》戏剧性的描写，《千代子》以更加日常化的方式，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草根——东瀛民众的生活场景。故事发生在以民风古朴著称的京都小镇，以支那料理屋小脚老板娘的三寸金莲为由头，自由松散地展开。令我惊异的是，这篇小说采取了日本人的视角而游刃有余，仿佛钻进了日本人的头脑，将日本底层民众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卑琐的欲望叙述得具体而真实，仅就这一点而言，现代留日文学恐怕没有一篇作品能够与之媲美。生活清苦的日本民众一方面垂涎于中国大陆富饶的物产，中华料理不可抵挡的美味，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表现出极其的蔑视，把中国人想象成小脚加鸦片的怪物，是一匹不堪一击的“死骆驼”。一份份宣传国难的“号外”，改变了古道京都的纯朴性情，使全体民众卷入侵略扩张的狂热中。这里作者特意选择了两位未谙世事的少女千代子与百合子，通过她们的行为，揭示了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对日本民众的毒害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受环境的熏陶，千代子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妖魔化的中国想象，以致于目睹真实的支那女子，也不能改变这种荒诞的想象：“在千代子的脑子里，浮现着的支那女子真是怪物。在家里软得像一块生海蜇，被水冲到那里便瘫在那里不会动了。偶然立起来走路，却又得得得的像马一样走得很快。”
然而，成人的世故毕竟无法取代儿童的天真，种族偏见也无法彻底覆盖普遍的人性。两位日本少女原本打算在公共澡堂好好羞辱一番小脚支那女子的，没想到这一爱国计划在澡堂轻松和睦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流产。公共澡堂，原本是日本民众享受肌肤之乐、散心放松的地方，人一来到这儿，脱去一切外在的装饰，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彼此的距离无形中消散，所以，日本有“裸体交际”的俗语。种族社会歧视之类到了这儿，也减去一半威力，何况中国人与日本人本来同种，脱光了衣服分不清彼此。支那女子的小脚也并不像日本人想象的那样神奇，而她怀抱的婴儿却有说不出的可爱，给整个澡堂带来了欢乐，到后来，连千代子都不知不觉加入到快乐的氛围中，而将羞辱支那女子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
毫无疑问，作者是在正常的人性的范围内观察和描写日本人的，这种冷静而客观的眼光，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显得非常特殊。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34年和1935年，也就是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上海淞沪抗战两年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之际，在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眼里，这样的作品肯定软弱无力，甚至有“亲日”的嫌疑。比较一下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就可推想这一点，将小鬼子妖魔化，是这种文学的基本特征。然而，时过境迁，那种特殊的文学已无可挽回地为人们遗忘，道理很简单：将敌人妖魔化，固然可以解一时之气，却无助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纯正的理性，却更能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经受时间的考验。
鲁迅曾这样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适可而止”四个字，精到地概括了凌叔华小说的艺术风格，用来衡量她的留日写作，也同样确切。在一个动荡浮躁的时代，艺术创作上能够做到“适可而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凌叔华何以能够例外？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原籍广东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一个仕宦文人之家。父亲凌福彭官至直隶布政使，授一品顶戴，有多房妻妾。凌叔华为三夫人所出，自幼受文学艺术熏陶，师从名家学习中国画，还跟辜鸿铭学过英文，童年时代曾在风景如画的东瀛京都住过两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时的印象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先念动物学，三年级时转英文系。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小说《酒后》一举成名，之后在该刊上发表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同年夏大学毕业，受聘为故宫博物馆审查书画专门委员。1926年秋与留英归来的北大英文系教授陈西滢结为伉俪。第二年陈西滢以北大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访问日本，凌叔华随同前往，在那儿住了将近两年。关于这段经历，凌后来这样回忆：“那是日本全盛时代，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民丰的强国。自从‘皇军’进侵中国本土，日本国势日拙，渐有捉襟见肘之势，而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就在世界人士的心里销褪去了颜色。”1929年随丈夫到武汉大学执教。抗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古韵》。1947年随丈夫赴法国，后一直定居英国。
尽管身处乱世，凌叔华仍拥有一个足以培养正常的心性所需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背景。她的中庸与理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涵养而成的。凌叔华曾这样谈自己的创作：“我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由多方面看去，像绘画的人，绘一个花瓶，因各方面光彩的变化不同，绘出来便不得一样，虽然花瓶就只那一个。绘画人的技术还是第二个问题。脑子灵活的人就会骗自己说，只要画的好，还管什么别的呢？遇到死心眼的真理探求者，可要自讨苦吃了。”（《一个故事》）正是这种探求真理的“死心眼”态度，使凌叔华在喧哗与骚乱中保持着定力，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不感到庆幸。单就留日文学讲，如果没有凌叔华的存在，它将呈现严重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