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九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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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名 的 真 ?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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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熊十力“打架” 有关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的传闻,坊间版本颇多,但大都极尽想像、虚构之能事,离事实相去甚远,遑论史料钩沉所讲求的一个“信”字。2002年《万象》第9期载有汤一介先生的一篇题名为《“真人”废名》的文章,文中云: 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文一出,即招来张际会先生的质疑:“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1〕嗣后,汤先生在《万象》上特作“一点说明”,声言熊十力与废名二人“互相卡住对方脖子”一事,是“听季羡林先生说的”,除“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一句外,“其他细节都是亲耳听季先生所说,应不会有误”〔2〕。1998年,汤先生曾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明确说过,熊、冯二人互卡脖子是季先生亲眼所见〔3〕。早在1990年,汤先生就对废名的亲侄子冯健男先生说过“季羡林先生当年曾见,废名和熊老仍有‘扭打’之事”〔4〕。汤先生所言或许“不会有误”,但诚如张际会先生所说的:“似乎有演绎的成分。”其实,熊、冯二人“扭打”之事源自周作人的《怀废名》,周文是作为废名的“逸事”来记载的: 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5〕 《怀废名》写于1943年,而所记乃是1937年以前的事,确切地说应当是1933年夏日的事,因为熊十力此时正住在北平后门二道桥。抗战爆发后,废名避难湖北黄梅。1946年9月返回北大,初住西语系教授袁家骅家,后被学校安置在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一排平房里居住。1947年春,熊十力由重庆返北大任教,与废名邻居,同年秋离开北平,次年2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可见,汤文中“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与事实并不相符。据冯健男先生和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当时熊十力单身一人住在北大,雇了一个男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他让废名父子(冯思纯先生时年十二岁)在他那儿搭伙〔6〕。熊、冯二人相聚北大后,“论道之事仍常有,争论亦常有,有时在房间里,有时在院子中,争得面红耳热几乎难免”,但“扭打”之事却没有见过〔7〕。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中行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因编务上的缘故,曾与熊十力、废名过从甚密。张中行也没有看见熊、冯二人“动手的武剧”,他在《废名》一文中写道: 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成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让,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8〕 熊、冯二人“动手的故事”,是一路传来的。冯健男先生是听汤先生说的,汤先生是听季先生说的,周作人是听“余君”说的。“余君”虽云亲见,但正如季先生一样,毕竟是孤证,真实与否,甚可疑。既然是“传说”,在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样的现象。周文本是说熊、冯二人“扭打”,汤文则变成了“卡脖子”。另有人添盐加醋,说二人是在桌子底下扭成一团。还有人称,打架的时候,熊翁正坐在“马桶”上。苟如此,废名则未免不讲道义,有乘人之危之嫌。“扭打”之事或许仅此一次,后世好事者则妄称熊、冯二人“三天两头”打架,意见偶有不合,便拳头相见,大打出手。 关于佛学论著《阿赖耶识论》 1922年,熊十力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唯识学。他曾屡劝还是英文系学生的废名学佛,但不久,熊十力自己却背弃师说,由唯识而反唯识,由佛归儒,自创新论。一日,他俩同游北海,废名问熊翁:“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翁答曰:“他讲什么种子。”〔9〕当时,废名因为没有学佛,所以“种子”于他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熊翁的答话则如同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1930年以后,废名系统地阅读了《涅槃经》、《智度论》、《中论》等佛书,始信有佛,并对熊十力的学说多有不满之意。 废名在黄梅乡间观农人播种、收获等农事,乃悟得种子义。1941年元旦,他写了一篇《说种子》,抄了三份,一份寄北平的周作人,一份寄重庆的熊十力,一份寄施南办农场的朋友(一曰程鹤西)。三方面都有回信,但都令废名失望。在废名看来,熊十力因为反对唯识种子义而著《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年10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他不懂佛教,于佛教无心得。“‘说种子’一文等于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心得,给熊翁一个反省,佛教的种子义正是佛教之为佛教”〔10〕。1942年春,熊十力从重庆寄来《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1942年正月以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名义出版),废名读罢,大不以熊翁为然,于是动了著书之念,并将其书名题曰《阿赖耶识论》。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据他讲,一是从儒家挑拨起来的,讲阿赖耶识,可以教儒者以穷理,“使他们未圆满的地方可以圆满”。这是一个远因。还有一个近因,或者说直接原因,就是由熊十力挑拨起来的: 黄冈熊十力先生著有《新唯识论》,远迢迢的寄一份我。我将它看完之后,大吃一惊,熊先生何以著此无用之书?我看了《新唯识论》诚不能不讲阿赖耶识。熊先生不懂阿赖耶识而著《新唯识论》,故我要讲阿赖耶识。所以我的论题又微有讥讽于《新唯识论》之不伦不类。熊先生著作已经流传人间,是大错已成,我们之间已经是有公而无私。〔11〕 《阿赖耶识论》动笔于1942年冬,1945年秋脱稿。1947年,中国哲学会曾有意付梓,稿费已给了废名,但事不果行。对于《阿赖耶识论》这部著作,废名十分满意,也非常自信。1946年,废名欲回北大任教,俞平伯向胡适写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特别提到《阿赖耶识论》,称这是废名“生平最得意”之作〔12〕。1947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过:“我的话如果说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一盲曾将废名过访的情形以《佛教漫谭(四)》为题发表在《世间解》月刊第4期上,文中有“或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之语。废名对此表示抗议:“我将《阿赖耶识论》手抄本请他看,只是让他先睹为快,并没有想他另有意见向我提出的意思。这并不是我不谦虚,乃是我本不应该客气的。”〔13〕1949年,卞之琳从国外归来,废名把《阿赖耶识论》给他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14〕。 有人未曾得见《阿赖耶识论》而妄断这部佛学论著“未传”或“已亡佚”。事实上,《阿赖耶识论》并未遗失。劫后犹存之手抄本,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居然有两个:一个存于冯思纯先生处,该稿本之序及正文第三章、第九章的一部分系废名的手迹,其余则是冯健男先生抄写的;另一个手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内容与前一稿本完全相同,是废名和他在黄梅的学生潘镇芳合抄的。 关于废名之死 2000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述及废名的: 1987年秋,有一老和尚去北京海淀的万国公墓,向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并低声吟哦《感怀》绝句一首:“临阵逃脱解甲兵,只留清白不留名;砍头烧戒一样痛,有脸敢来见先生。”这位老和尚就是废名,五四进步的热血青年,活跃的新派作家,曾师从李大钊、钱玄同,后趋向消沉,几度出家为僧。晚年去拜谒李大钊墓,明显带有自责忏悔之意。〔15〕 有资料显示,废名与钱玄同确曾有过交往,但他并未师从钱玄同,更未“师从李大钊”,倒是师从过周作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下令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废名愤而休学,“卜居”西山。废名信仰佛教,喜欢“静坐”,还一度剃成和尚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讲师的他按规定不能随校内迁,因交不起房租,曾寄居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废名始终不曾“出家为僧”,又谈何“几度”!关键的问题是:废名1967年就已殂谢,怎会于“1987年秋”“拜谒李大钊墓”、“敬献花圈”、吟哦绝句、“自责忏悔”呢?由此亦可知,废名之“名”废得也实在太久矣! 关于废名的死因,乐黛云先生在《难忘废名先生》中是这样说的: ……后来,到尘埃落定之时,才听说废名先生在长春一直很不快乐,没有朋友,被人遗忘。还曾听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查不出任何问题,遂扔下不管;病弱的老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无法送饭,废名先生是活活饿死的!我听了不胜嘘唏,倒也不以为奇,在那种时候,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后来又听说此说不真,废名先生是有病,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条件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16〕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身患重病的废名多多少少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虽然未被拉出去“批斗”,但家门上还是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了几间。但是,说废名是被革命小将“关在一间屋子里”,“无人送饭”,“活活饿死的”,此说的确“不真”。废名的的确确是因病而死的。1963年,废名在吉林省政协开会,突然小便带血,后被确诊为膀胱癌。1965年,又检查出胃癌。1966年5月病复发,到北京反帝医院(协和医院)做第三次手术,但癌细胞已扩散,女儿冯止慈只得将其送回长春。1967年8月底,冯思纯先生接到母亲“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17〕。一周后,废名就离开了人世。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