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 张家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国民外交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仍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无意间也曾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搅和在一起，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淞沪抗战给胡适壮胆打气，他的底气比以前厚实多了。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其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蒋介石让他去作国民外交，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当时北京已为日军占领，所以，胡适以商人的口吻，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下，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故尽人事而已。……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小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
北大同仁在传阅这封信时，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相信他定能不辱使命，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所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而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反倒客气起来，答应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所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确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
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理解胡适的心情，但是，当时美国所奉行中立主义的政策，确实使罗斯福难以作出选择。临别时，罗斯福只得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胡适的演说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惊恐，时在日本的杨鸿烈给胡适写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国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等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过河卒子
1938年7月，胡适等结束在美国活动，前往英、法游说。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他可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党无派，无羁无绊，况且，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可是，如今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这时，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都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可是，胡适还是回电坚辞大使职，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于朋友们看，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是犹豫不决，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处在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他终于咬咬牙、跺跺脚，作出决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时，胡适又给夫人江冬秀去信，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如今违拗夫人意愿，怎能不以言相劝呢？他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
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直至晚年，他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还不无欣慰地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对使馆人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概，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开始其滔滔不绝的抗日演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他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发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的精神可嘉之处。然而，在具体履行大使的职责时，他总感到责任重大，一发千钧。他说：
我从前谈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无害，故从来不感觉迟疑。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年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有一次我拟了一个电报，我的两个秘书不敢译发，要求我改动，我叫他们照原文发出。这种责任心使我常感觉担负不了！
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致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水平可与胡适匹敌。
书生大使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据他的学生吴健雄博士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他出任外交使节是“半路出家”，全无外交经验，正是凭借其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顺利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胡适之前，国民政府已派陈光甫在美专事借款活动。陈光甫是国内有数的金融专家，奔走颇得力，胡适十分敬重他。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
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胡适游说于白宫，直至面晤罗斯福总统。陈光甫奔走于金融贸易机构。由于他们各司其职，协力合作，兼之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美国政府同意提供桐油贷款，总款额为二千五百万美元。美国受中立法案的约束，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贷款，胡适的前任王正廷也是位老外交家，曾经多次交涉都是无能为力，可是胡适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贷款，可谓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笔贷款，对于危殆中的抗战局势，无疑是雪中炭、及时雨。接着，他们继续配合，至1940年3月，又促成滇锡贷款的签约。后来，他还与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
由于美国给予中国贷款，日军便伺机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占其租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美国政府虽曾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可是，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恣行无忌。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一气之下，宣布废止“美日商约”。胡适得此消息后，尤为兴奋，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前次宣言废止‘美日商约’，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以付诸日本。中国抗战愈久，其地位亦愈强。中国前途之关键，悉操于中国之手。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或至五年，则将来交涉时，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
从1941年春开始，美日间多次谈判，并达成临时协定草案。这个草案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而却只字不提中国境内的日军。因为作为同等条件，美国要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和说明美方草案。英、澳、荷大使并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且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恰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电报，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地增加英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内外努力之下，11月26日，美国决定撤消妥协方案，从而使太平洋的局势为之一变。
罗斯福是胡适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再加上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对胡适便另眼相看了。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的机会。可是，胡适却不一样，只要有事，罗斯福哪怕再忙，也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日美谈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美日谈判破裂后，日本终于露出其狰狞的面目，悍然偷袭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珍珠港。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演说，罗斯福便来电话，约他在白宫相见。来到白宫，罗斯福便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
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告诉他：“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实出于胡适之功。甚至美国的一名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也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履任之初，胡适便提出“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他解释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待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现在的世界局势真的起了变化，变成如他所预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他总结贯彻“苦撑待变”的方针时认为，必须奉行“无为主义”，即“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去信，对四年内的大使感慨系之：
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归去来兮
胡适从接任大使以来，便招惹来种种议论、责难和流言，而其中最不能见容于缙绅的则是，胡适在大使任内，竟如旋风般的往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受学位。四年间，他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灿烂，盛誉空前，确也是显山露水，令人眼馋。于是，那些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来美国，下车伊始，便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后，院长一职空缺，当时，评议会曾推举胡适继任，可是，蒋介石的意中人却是顾孟余。所以，当孔祥熙汇报中研院院长人选时，蒋介石生气了，随口说道：“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叫他回来吧！”此信息传出后，海内外的新闻便成为：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颜惠庆将赴美任大使。其实，早在一年前，胡适因病住院时，便传言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知道后，唯恐影响胡适的工作，立即让王世杰拍去电报：外闻所传“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
旧风波刚息，新的风波又起，胡适也很是迷惑。当美国的《中国日报》发表“传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或调任中央研究院长”的航讯时，他在这则“航讯”中的“新近积劳成疾”、“患失眠病颇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和“颜为外交耆宿”等处连划问号。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全是蒋介石的气话所惹起的风波。蒋介石不愿因此而影响驻外使节的情绪，又让王世杰致电胡适：谣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长人选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
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其实，海内外所传胡适将卸任的言论，并非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宋子文来美国后，便竭力挤压胡适。1940年10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很有针对性地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他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统筹思虑，基本采纳宋子文的意见，但是，又觉得似有不妥之处，故迟迟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却穷追不舍，连连去电，催促公布免去胡适大使职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又参胡适一本，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宋子文有恃无恐，几乎包揽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除在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博士，也愤愤不平地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了。1942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如此饶有意味地记道：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终于想通了，决定辞去大使职，以打破目前尴尬难堪的局面。他立即给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长，因为“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1941年12月24日，他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可是，蒋介石就是迟迟不发表新的任命，胡适仍然被干晾着，一晃就是半年多。他无所事事，只得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到加拿大，行程一万六千多英里，演讲百余次，使中国抗战在美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42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他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为此，他愤愤不平地埋怨道：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
后来，胡适已觉疲惫和倦怠。他给朋友写信时不无掩饰地诉说道：“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他自忖，对于国家，已是尽心尽力了。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信，诉说自己的满腹苦衷：
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看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
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心中尤为欣喜。当晚10时，他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便离开双橡园使馆，由华盛顿来到纽约，真正践履其与夫人、朋友所许的诺言，重又回到本属自己的田园，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他卸任后不到两个月，便在《亚洲杂志》发表英文稿《中国思想史纲要》，接着，又全副精力投入《水经注》的考证，同时又在几所大学兼课，试图挽回因涉身官场所耗去的学术损失。所以，当有人再次推荐他担任研究院院长时，他几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决不要干此事。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余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