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应共宦名清
——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
? 张国功
据智效民先生在随笔《朱经农：诗名应共宦名清》一文中说，“诗名应共宦名清”是朱评价他的朋友、现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时所写的一句诗。但智先生未录出朱氏全诗。查找书架上的《丁文江的传记》、《丁文江印象》等书，皆不见此句。估计是出自智文中提及的朱氏遗著《爱山庐诗钞》（台湾商务印书馆版）。至于其大意，如果没有妄揣，应该是替丁文江学者从政，尤其是担任淞沪总办一职而广为后人责备一事辩诬的。对丁文江这一段经历的褒贬誉毁可以说已经是现代知识分子从政史上的一桩公案了。了解丁文江生平行事的读者，笔者想大体会感觉这句诗所评是精当到位的。智先生还说，用这句话来评价朱经农的一生，倒也恰如其分。事实上，笔者想说的是，移用这句话来评价以丁、朱两人为代表的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又何其不可，何尝不当！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兼胜，是现代史上那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追求与价值取向。其中明显的一点，从智效民书中屡次提及的他们对待公款、贪污等苟且之事的峻洁态度，大体可以看得出一点他们的精神风貌来。
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可以说是赢得了民国知识界所有人尊敬的学者。其缘由，除了他在现代出版上筚路蓝缕的巨大贡献之外，重要的一点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清风人格。1949年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坚持自己出电报费，拒绝大会补贴的零用钱。毛泽东邀其同游天坛拍照留念，张也坚持自己掏洗相费。智效民在《张元济的人格风范》一文中对此评价说：张元济“虽是科举时代过来的人，但对于金钱的态度，却让我辈无地自容”。熟悉张元济生平的人知道，这种洁身自好，并非其一时之做法，而是他一生奉行俭朴的为人原则。他写私人信件，不用公司的信笺。除了社交信件外，他坚持用纸边或用背面空白的废纸写信、拟草稿；内部传递文件，一个信封要用好几次。他上班时遇有身体不好，则上班而自觉不支全薪。董事会认为此点于理无据，决议不扣薪水，张则坚决不拿。此后这笔钱被用作为扶助公司职工子女的教育基金。1926年退休后，张元济为商务编校古籍十余年，却完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文章说，商务就有“先公而后私、轻利而重职”（夏瑞芳语）的好风气，都是几位前辈先生养成的。从细处看，如果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先生的风范还带有传统士大夫讲究公私分明、谨守品行操守色彩的话，那么比他晚一辈、以留学欧美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的鲜明态度，则似乎更凸显出“现代性”的自觉品格。一生对张元济敬重有加的胡适，其清廉、公私分明有口皆碑。他出任驻美大使时，正是经济上较为困窘的时期，但他并未把此作为敛财的肥差。他去世后，梁实秋在纪念文章《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卸任大使后，知道他经济困难的孔祥熙想资助他。胡适却复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丁文江、傅斯年是与胡适最为声气相投的两位朋友。胡适在《丁文江这个人》一文中这样比拟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火车一样的坚决。”丁文江最恨贪污，按胡适的理解：“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丁文江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为赡养父母及接济兄弟子侄这一大家庭，他宁可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而“下海”担任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来赚钱，也不愿意假公谋私。淞沪商埠总办本是人所共知的肥缺，但他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于要靠一位素非知交的人来救济。“大炮”傅斯年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系列文章炮轰官僚资本的代表孔宋家族，则更是现代反贪史上荡气回肠的大手笔。智效民在《傅斯年与大公报》中着重提到傅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的《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今天读来仍是意味深长。傅斯年认为，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而当今“国难之急，民困之极”，“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智效民说：“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智效民还有《亦儒亦墨亦真诚》一文记述段锡朋。这位当年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大会的主席，如今大体被人遗忘了。他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公职，却毫无一丝腐败习气，即使积劳成疾也坚持节省开支，只肯住三等病房，不肯过多吸氧。智先生还转述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循规蹈矩，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战时担任银行总稽核，“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梁实秋的这篇文章名叫《忆清华》，钟叔河先生所编《过去的大学》收录有此文）……确实，正如智效民在《张元济的人格风范》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非己有则一介不取、为官清正的人格取向在他们那代人中非常普遍。
前些日子重读教育家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我注意到作者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深刻看法。他说：“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蒋列举了礼金、捐官、厘金等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看过清朝官员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一书的人，对这一点感叹尤多。但蒋梦麟认为，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遏制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盐务等部门“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判断，智效民亦是持认同态度的。笔者认为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胡适与银行家陈光甫的感觉。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1934年6月1日，陈光甫对他说：“现时各处建设颇有进步，人才也多有新式训练而不谋私利的人。”史学家蒋廷黻的经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大陆新出的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湖南老家的人都知道他做了“大官”，亲戚朋友中要求差事的信像雪片飞来。蒋请在长沙的哥哥阻止他们。他请哥哥转告说：任何人我都不能帮忙，如果他们真来南京，我绝不招待他们。如果他们已到长沙，愿意回家而没有路费，则可以提供。“我认为他们要我给他们弄一份差事的念头是错误的，这完全是传统的观念。就亲戚关系说，我不帮他们忙，是欠了他们人情，但就公务员来说，我不能把公职作为礼物酬应私人。”他弟弟的小舅子到南京来讨个官职。蒋廷黻拒绝见他，背地里找个人借给他回家的路费。蒋坦然地说：“从我担任公职开始，就始终没有引用过私人。亲戚们均深悉此情，没有任何亲戚凭借我的力量获得官职。……因为我没有私心和家庭关系牵累，所以我做事可以没有顾虑，援引私人结党营私是不智、不实际的。”
士为国魂，斯文在兹。看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的品行大抵可以作为衡量的底线。现代知识分子在反对贪污腐败、激浊扬清这一社会责任上，有其群体的自觉性。《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收录短文《吴晗论贪污》，介绍了吴的《论贪污》、《贪污史上的一章》、《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贪污史例》等剖析贪污问题的文章。吴晗说：“内政修明，虽有敌国亦不足患；内政不修，虽无外患也会灭亡。”他解释道：“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如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都是”，然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贪污”。与所述一系列现象相比，“贪污是因，这些实例是果”。吴晗以其史家的见识说，明代“后一时期贪污成为社会风气，清廉自矢的且被斥为无能，这一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这与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中认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大家“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陈独秀的一篇反贪檄文》中，智效民认同陈独秀所呼吁的起来赶走贪污官吏，以改变“奴欺主”局面的想法。可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贪污、公款等问题上，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表率作用与担当责任，有着毫不含糊的勇毅态度。众所周知的是，胡适、丁文江们都以为，社会之所以纷乱，与知识分子不肯担负政治改良的责任大有关系。如丁文江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则说，“好政府”的条件，第一就是要有操守，要有道德；第二才是有能力，即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南开大学的校训，即是“允公允能”）。对于提倡“好人政府”的胡适看来，民国有新气象，就是因为“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而后来之所以乱象百出，就是因为“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胡适有着书生温和的一面，却终生提倡峻厉的“扒粪精神”。而傅斯年拼着身家性命，书生拍案，揭露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涉及包括美金公债案在内的多宗贪污大案。蒋介石为拉拢傅斯年，告诫他要信任蒋所信任的人。傅闻此义正辞严地对蒋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后来谈到自己“倒孔”的动机时，傅斯年一身正气地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所谓“维持纲常”，即是发挥知识分子不断批判社会、力挽世道浇漓的当然之责任。
以胡适为首倡导的“好人主义”及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为，常被后人诟病为“出山不比在山清”，理由是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荡着传统的“圣王精神”这一道德理想主义，梦想着做政府的“诤友”，因此谈不上钟情真正的、纯粹的自由主义精神。但不管如何，这一群士子精英，毕竟在欧风美雨中接受了现代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的熏沐，而并不完全依恃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为资源。从对待贪污公款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惟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节操。蒋梦麟认为破除腐败与陋规，“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他列举了近代以来依靠西方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关税制度、邮政适度、盐务机构、治黄机构、铁道管理等，使国人得以接近了良好的现代训练，“对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自然养成了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态度”。他提出以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经费从无私弊”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典范。而且，那一代人在清理腐败这个问题上是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的。“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准，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立。”吴晗说，治贪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厚禄养廉，二是严刑峻法。但这些办法只能收一时之效，不能维持于长久。要根治这种社会痼疾，“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收入，能够在社会上“独立存在”，再加上法律的制裁、舆论的监督和“监察机关的举劾纠弹”，这才是“治本的办法”。当代史家袁伟时先生在《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1〕中曾精当地剖析到，制度缺陷是晚清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归根到底，贪污是政府垄断一切社会资源这一传统“官本位”社会结构所与生俱来的痼疾。今天看来，现代知识分子大量投身非政府组织以保持自由之身，从狭窄逼仄的庙堂转向更为开阔的民间去努力拓展“公众空间”，引进西方现代制度……“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和建构的“现代性”，本来有可能逐步瓦解贪污腐败痼疾所依存的传统制度。可惜，“当时内乱外患并乘，致使功败垂成”。这就是历史的遗憾了。
还有一层令人遗憾甚至是悲哀的是，在民国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自由主义群体只能坚持个人的操守，而无法保证得到所在社会的制度性外援。章清在近著《“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2〕中谈及这一问题时说：“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避免。”章清所说更主要指公开的议论自由无法完全保证。其实坚持清廉，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当腐败成为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转动的润滑剂时，知识分子想有所作为，有时也仍然不得不遵守整个社会所赖以运转的“潜规则”。那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生、曾经在何廉手下做过公务员的鲲西曾在其回忆性文章中说：“官场是官场，他们也不可能不适应官场的一些人际关系。……那时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农本局治下川中各县都有合作金库，有四川最好的柑橘运来，是时必以一筐送往孔府，这是我在局内亲见的作为学者的何氏也不得不照官场上的陋习行事。当然这里远远不是什么行贿。”〔3〕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同时，智效民先生还出版有该书的“姊妹本”《往事知多少》。按照作者的说法，大体前者专注于写人，而后者偏重于记事。在后一书中，也同样收录有关于贪污的几篇文章，如《关于〈退想斋日记〉》、《耗羡归公与雍正治贪》、《反贪与防“左”》、《公布一下“两会”账目如何？》等，足见对“贪污”一事的关注，在作者心中并非偶然之事。在《反贪与防“左”》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知识界流行的贪污腐败的产生是因为“左”得不够和恣意宣扬“代价论”、“腐败有理论”所致的观点。他说，从危害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一贪一“左”，“还真是一丘之貉”，都要从体制方面找原因。“极左分子和贪官污吏就是这样一批无耻之徒：前者煽动主义的空谈，为的是独揽大权；后者依靠空谈的主义，也是要攫取私利。”
遥忆知识分子当年，往事知多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与《往事知多少》为一批以“庚款”留学生为主的近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群像式的素描。这些人物，都是胡适的同学、同事、学生，又是胡适最好的朋友，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奠基人，是一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与代表。他们有着相近的人格取向与公共关怀。这种相近点，单看是他们人物个体之剪影，合而观之则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品格的灵魂之所在。长期的史料研读，使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多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其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可以说他们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应该说，这种结论不是作者随意的印象，而是他对那一群体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得之于常见的以主义或理论“贴标签”，而是通过作者对历史细节、往事的大量钩沉来逐步凸显的。他们对贪污的鲜明态度与细处的立身之严，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出书斋，“学而优则仕”，参与行政，在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体现了当代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与对专业人才的信任，从大处说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之处。自然，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知识与专业并不能必然保证他们在从事公共事务中的公正廉明，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完善与健全，自律与他律缺一不可。但是，对这些人员来说，想想他们的前辈丁文江、朱经农们对“诗名应共宦名清”的高尚追求，应该是不无警醒意义的。
（智效民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智效民著：《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载《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清华园感旧录·图南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