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中的郁达夫
? 朱旭晨
以性爱描写作为切入口登上文坛的郁达夫确乎是个爱情至上者。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他甚至将《达夫全集》第一卷取名为“寒灰集”，并在首页题词中说“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郁达夫就是这样：他有努力向善和上进的灵魂，但必须时时有爱情和友情加以抚煦和鼓励。
爱情是最见真性的。对杭州美女王映霞，郁达夫可谓一见钟情。初识当晚即夜不能寐，躺下又起立反复数次。王映霞的可爱的面容和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着，以至于他将信将疑。由此郁达夫步入了“生命的冒险与升华”。在他们相识的1927年，郁达夫已有妻儿在北京。但是，既然上帝把王映霞带到他身边，他便“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一股熊熊的恋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了。他鼓励自己“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与批评，更不考虑这种不加掩饰的婚外恋情给自己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礼教，一切都被他踏在脚底，他只要牢牢抓住这爱、抓住心爱的王女士。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倾全力追求。从1927年1月14日初次见面到2月28日他们在江南大旅社第一次倾心长谈后王映霞承认并接受了郁达夫的爱，再到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喜宴直至1928年1月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布结婚，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郁达夫每一天都盼望着与王映霞见面、谈心，见了面谈了心回来还要再写信，有误解时一天竟会写三四封信去解释，那份热切渴望绝不亚于青年人的初恋激情。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纯而又纯的。这份从未有过的真心诚意的爱，其热度与强度使郁达夫时而飞扬在爱的幸福中，时而又沉溺于爱的痛苦中。记得那次长谈后，郁达夫送走王映霞，见过朋友后又折回江南大旅社，坐在王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就仿佛她仍坐在这里，和他密谈一样。她的躯体、她的温热、她的呼吸、她的声音，仍然留在这里——留在达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中。对王映霞，他依依不舍、情思绵绵、爱得发狂。在郁王恋爱及婚后生活中，由于郁达夫气质纤细敏感，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时而狂热、时而痛苦、时而激动、时而不安。炽热如火时信誓旦旦，心满意足倍觉甜蜜；灰心丧气时则怨恨难平，怀疑猜忌怒目相向，其间情感及心理的微妙变化，可谓瞬息万变。就连意外之喜，也大有白日梦的感觉。两人相悦时，他对王映霞说：“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才找到了光明的去路”，“你的爱具有救渡灵魂和肉体的非凡的力量！”“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动摇的了。”我愿“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把王映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旦王映霞生气，他就不断写信去苦求王不要生气，王原谅了他，他便如同“已判处死刑的囚犯被大赦了一样”感恩戴德。还是这个郁达夫，两人发生误解，情绪低落时，对王映霞乃至所有的女人便恨之入骨了，就想：若恋爱的滋味竟是这样的痛苦，我愿意死，也不愿再和王女士往来了。痛骂、谴责的语言于是写上了日记：“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然而，一个转念，又想：不管怎样痛苦，我都不愿放弃心爱的王女士。梦想、希望、盼望、等待、失望、快乐、幸福……上天赐予他爱的能力与机遇，也让他饱尝爱的欢乐与烦忧。无疑，王映霞带给郁达夫的幸福与欢乐最多，同时，给他造成的烦恼与痛苦亦最甚。
出身名门的新女性王映霞是很介意名分的，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如果真是这样也就罢了，事实却是郁达夫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这情绪的流露，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让我们得以窥见：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我们知道，朝云是苏东坡的姬侍，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姬侍中之佼佼者而留名于后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另有一事，更公开“暗示”了这种身份。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加之郁达夫婚后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但直到离婚时的1940年5月，郁达夫始终还是爱着他的王女士的。可是，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王映霞本是个极爱面子的女性，郁达夫这些做法无疑将他们的家庭矛盾公开化了，也深深刺伤了王映霞的自尊心，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如果说郁达夫与孙荃、何丽有的婚姻展现的是人生素朴安稳的一面，那么，与王映霞的婚恋则更多彰显着爱的放恣与人生的飞扬。然而，文人本自多情，更兼郁达夫又有敏感纤细多疑爱暴露的天性，使得先天脆弱的爱再添枝节，露出千疮百孔的内里，无法放恣，难再飞扬。毁灭离异乃是它最后的宿命。正如梁启超所言“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而已”。郁达夫的情感世界时常处于这种矛盾焦灼状态。
孙荃是母亲为郁达夫包办的妻子。1913年刚刚十七岁多一点的郁达夫即随长兄郁曼陀赴日留学。“男大当婚”，母亲陆氏按自己的审美标准为他在家乡选了位儿媳：当地大户孙孝贞之女兰坡。之后，母亲多次写信去日本，催促郁达夫回家完婚。郁达夫并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勉强答应了。1917年8月郁达夫由日本回故乡期间，与孙兰坡见了一面。在开放的日本留学多年，郁达夫喜欢的女子已基本定型，他偏好肥白柔美、健康而有光泽的少女。因此，当他初见孙荃时，看到的却是“清瘦的脸，下身穿着布裙，露出一双小小的足”，眉头便微微皱了一下，表示出他的轻蔑与厌恶。但当他问到对方名字，孙家小姐轻描淡写的解释让他惊异了：这竟是一位乡间少有的才女！才女勾起了他的文人雅兴，立时赠予孙荃之名，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然而，这却又使他陷进一种难以两全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是留学日本崇拜维新的人，却又不得不屈从旧式包办婚姻。婚姻非自主，母命又难违。另一方面，就孙家小姐本人来说，“荆钗布裙，貌虽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这矛盾他无法排遣，只好逃避（这逐渐成了郁达夫的习惯）。于是，相亲后第二天他便返回日本，一住又是两三年。在双方家长催促下，直到1920年郁达夫才不得不回国完婚。主观上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抵制与反抗，郁达夫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想以此刁难孙家使其退婚。没想到孙家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响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与郁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就算正式结了婚。至此，我们看到：郁达夫对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既是反抗的，却又反抗得不够彻底。他自幼接受的是“百行孝为先”的儒家思想，因此，即便是在日本接受了新潮的自由思想，但终究“孝”字当头，母命难违，他无法将此事置之度外，一走了之，或是干脆永不回国完婚。对包办婚姻既斗争又妥协，对孙荃，也是既赏识、爱怜、感激，又失望、勉强和惭愧。这就是现实中的郁达夫，也是郁达夫无法逃避的现实。
孙荃是个旧式的传统女子，她谨奉“柔顺”二字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婚后既温柔体贴，又能与夫君诗赋唱和，二人互娱互慰，乐在其中，过了一段颇为和谐愉快的日子。为了生计，郁达夫只身赴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天冷了，他穿着北京的荃君冒着大雪去前门给他寄来的皮袍子，边走边想“这位可怜的女人，我总要想法子报答她才好”，心里对孙荃十分感激。在他陷入与王映霞的热恋后，仍时常想起北京的荃君，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的呼喊。春节时，他既想要回北京去看妻儿，又打算到杭州去会王女士。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爱情。“人生的矛盾，也真厉害得很”。“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人”。当王映霞要求他把自家身子弄得清清爽爽时，他又为同孙荃离婚而踌躇。订婚宴前，想到荃君的怨恨，大哥的责骂，母亲和二兄态度的暧昧……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每每想到日后自己抛妻离子的悲惨可怖的景象，他便痛苦万分，为难至极。“追求新的爱情，还是恪守旧有的婚姻”，对他来说，真是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对爱人的热恋和对妻子的忏悔，新旧婚姻不能两全的痛苦，让他饱受煎熬。
抗战中郁达夫赴新加坡办报，新加坡沦陷后，转入苏门答腊隐蔽，化名赵廉，在印尼巴东经营“赵豫记酒厂”。为更好地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又在1943年9月娶何丽有为妻。这位第三任夫人原名何如转，出身贫寒，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只能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但是年轻，会料理家务。“何丽有”是郁达夫给她取的名字，用以嘲弄她的相貌——“何丽之有”。对她，郁达夫尽显才子狂态与玩世不恭。譬如，在众人面前经常称其“婆陶”（马来语，傻瓜）；新婚之夜，发现她仍是处女，于是在朋友们面前说应将其乘兴所赋诗句中的“聘罗敷”改为“破罗敷”；婚书与遗嘱均隐瞒个人年龄，结婚时四十八岁谎称四十，立遗嘱时五十岁又说五十四；如此等等，极尽调侃轻蔑之能事。然而，事情每每出人意料。正是这个“婆陶”何丽有以她的青春、大方、爱意与坦然，给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带来了朴实、原始、纯洁的趣味，使其正在衰竭的生命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着实给他的晚年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安慰。郁达夫与何丽有的结合，本质上毋宁说是对男权社会的回归，对自由恋爱的否定；而他对个人身份年龄的隐瞒则又背离了他一贯率真的性格，这或者可以说是以政治需要为掩护的自我中心主义。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都岗八杂”（马来语，读书匠）。晚年郁达夫在抛却对美丽聪明的现代女性的追逐后，竟意外收获了一份充满原始温馨与真情的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完美地收束了他一生的婚恋之旅。这份意外再加上真实感，便造成一种更加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不易辨认。
在郁达夫的婚恋之旅中，内心世界始终澎湃着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曾有学者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性。同他的作品一样，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婚恋历程也呈现出五四时代的复杂性与典型性。五四一代人中，不止郁达夫一人面临这种处境、有过这样的经历。其他如鲁迅、郭沫若也都不得不接受了“母亲的礼物”，胡适有母亲做主的妻子江冬秀，徐志摩也有“父母之命”的张幼仪，等等。只是因个人性情的差异及思想观念的诸多不同，这些传统婚姻的结局亦各不相同。他们生存其间的民国从时间分期上已步入现代，但在那些纷纭动荡的乱世岁月，新旧并存的过渡特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仍顽强地存活着。文人雅士诗酒风流妻妾成群。他们一方面追逐新潮的自由恋爱，一方面又享受着传统的多妻制度。“传统”与“现代”纠缠着那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婚姻与情感无不打上浓郁的“过渡”时代色彩。而江南才子的风流俊雅与一夫多妻、才子佳人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叠相汇聚，便形成了郁达夫随风漂移逐水流荡的才子心性。三次婚姻之外，郁达夫还在他的自传《水样的春愁》、《雪夜》、《乱离杂诗》及其他散文小说等作品中几无遗漏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少年初恋、狎妓、婚外恋情等情感花絮。目光敏锐冷眼旁观的张爱玲看出了爱情理想主义态度中的似是而非，移居美国后于1957年创作《五四遗事》。主人公罗文涛的经历和处境在五四那一辈人当中是相当普遍的。罗是最早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但最后却落得“三美团圆”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又深长思之。除了“三美团圆”的结局，郁达夫与罗文涛在精神气质上是何其相似！徘徊于新旧婚姻、自由恋爱与传统家庭幸福，郁达夫婚恋历程中凝聚的那份历史沉重感使得“命运”这个字眼注入了复杂的人生感慨。
身处乱世，面对国难及个人经济困境，在爱情婚姻的漩涡中沉浮起落不断挣扎的郁达夫，留给我们的是一曲真实生命的回响。他一生的情感波折与婚恋历程，处处透射着浓郁的五四时代的文化氛围，因此，无论它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一如他的文学名篇，那充满悲剧气质的生命因这斑斓多姿的婚恋与情感生活的点缀而熠熠生辉，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岁月无法尘封的传世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