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 嚣 文 化
? 刘心武
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富起来了，许多中国旅游者首选地是欧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国巴黎作为第一站。从巴黎方面传来消息，中国游客太喧嚣，说话声音特别大，像罗浮宫的画廊，中国游客一到，回音轰响，多半是表达惊奇、兴奋与快乐，但其他游客总不免对中国人侧目，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在圣母院或其他宗教场所，中国游客也总是众声喧哗，管理部门为此贴出了许多写着“沉默”两个汉字的告示，但多数中国游客对之熟视无睹，无论是表达感受还是相互招呼的声音，分贝值都颇高，在那些哥特式建筑的穹隆里多次折射，形成声浪污染。
当今的中国游客，有些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游客，到了旅游地舍得花钱，一掷千金的气概不仅让东道国人士瞠目，就是来自其他富裕国家的游客，也都印象深刻。中国人的钱不能不赚，但同时也就必须忍受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据说欧洲有家博物馆现在一听中国旅游团要来，馆长就万分紧张，因为根据前面的接待经验，某些中国游客会完全无视有关的参观规定，他们会频频伸手摩挲不许触摸的展品，会毫无顾忌地违反规定用闪光灯拍照，甚至满不在乎地越过隔离栏，去贴着雕像拍“到此一游”照。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有这类毛病，在每个旅游团里，这样的游客在比例上可能也只有四分之一以下，但中国旅游团的到来，就意味着这类出格的表现一定会出现，区别只在多与少、轻与重！以致出现了这样的事态，某欧洲著名博物馆听说有个中国旅游团将在下午来参观时，在忧患的焦虑中，作出了提前闭馆的决定。
也不仅是中国一般游客有说话声大的特点，笔者在国外访问旅游时，多次遇到过从国内过去的考察团，有时还会遇到出公差的三五个人的小团队，无论是在机场候机厅和机舱内，还是在百货公司和餐厅之类的地方，本来很安静，忽然声浪起，我就会喜惭交集，喜的是异国闻乡音，惭的是为什么人家都能做到“跟谁说话让谁听到就行”，我的同胞却非要把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招呼、对话，用那么大的分贝值表达出来，而且一点也不在乎对同一空间里的其他人造成干扰？
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像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名篇，光那题目就显示出与细语低吟相反的高呼畅啸。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土地革命，简称“土改”，曾使投身其中的丁玲等一批作家爆发出创作热情，周立波就把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暴风骤雨》，丁玲的长篇小说题目稍微温和一些，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里面对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有着极其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比如农会主席程仁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钱文贵的场面：
程仁问大家说：“……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对！有钱还债，有命还人！”……
台上台下吼成了一片。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虽然两旁有人阻拦，还是禁不住冲上台来的人，他们一边骂一边打，而且真把钱文贵拉下了台，于是人更蜂拥了上来，有些人从人们的肩头上往前爬。
不仅声浪喧嚣到极致，而且伴随着狂暴的肢体语言。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虽然是有领导者在场，但事态往往会发展到如此无审判规则无语言和行为限制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被革命者积恶甚多积怨深重，一方面是因为革命领导者认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一种喧嚣文化也就在对这类场面的推广、肯定甚至赞美中，在人们的心理上浸润开来，在行为上惯常起来。
1949年以后，按说应该尽快从政治斗争转轨到经济建设上，但一方面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恐怕也是“树欲动而自生风”，群众运动，众声喧嚣，一群人斗争一个人，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涂光群所写的《丁、陈一案小窥》中（收入《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1995年6月第一版），他这样写到丁玲、陈企霞被指认为组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后，于1957年7月25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多次召开的批斗丁玲的数百人大会：
……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只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离丁玲写下我上面所引的关于斗争地主钱文贵的文字还不到十年，被她以文字所肯定的众声喧嚣的斗争，竟落到了她自己身上，斗争她的作家们总算还没有叫喊“打死她”，肢体语言大概也还只是举臂呼口号，没把她拽下台来，但那种个人在群啸中被剥夺了自辩权的深重痛苦，是非常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
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文化中度过的，也被训练出了一定的话语技能。笔者十九岁起就到一所中学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两位教师凑在一处低声说话，那就会被旁观者认为起码是思想情绪不健康，我后来就总保持住一种对一个人说话也总让同室者听到的分贝值，以免旁耳误会。在后来所参加的批判会批斗会上，我不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号，而且还总怕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体语言（比如举臂）太软而遭致“温情主义”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中国人多英雄多》：
中国人多英雄多，
一人一铲就成河。
中国人多好汉多，
一人一镐把山挪。
中国人多画家多，
一人一笔新山河。
中国人多诗人多，
一人一首比星多。
当时读这首歌谣很兴奋，现在读来就感到虽然其中有“一人”的字样，其实还是以集体、族群替代个体生命，这宏大的声音里，并不包含尊重个位数的独立生命的因素。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广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比如1968年后各省市相继成立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形成一个竞相以当时认为是最美丽豪壮的语言发布“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的“声浪”，下面是从中摘录出的一些片断：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翻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
［青海省］
在您的率领下，我们征腐恶，缚鲲鹏，扫尽人间害人虫。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天下，红透全球！
［江西省］
敲起欢腾的锣鼓，拨动铮铮的月琴，手捧金色的芦笙，跳起快乐的锅庄，千遍万遍欢呼，千遍万遍歌唱……
［四川省］
革命的长河，汹涌澎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您是真理的代表，黎明的曙光，人类的救星，世界的希望……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您的伟大思想永不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
［河北省］
这些只能是吼出的诗化的句子里，“千遍万遍欢呼”是非常写实的白描，那就是我这一辈前后的几辈人都亲身体验过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喧嚣声里穿越过来的。
当然，如对喧嚣文化的生成作深入的学术研究、讨论就还需要细化，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究竟是不是已经埋伏着喧嚣的因子？像老庄的道家文化，不是特别强调静默吗？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克己复礼”，也并不主张把事情包括发声推向极致啊。难道是法家提倡了“大喉咙狂呼”？愿有专家学者给我点拨：以喧嚣为先导来集合群体，以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每一个独立生命，究竟肇始于什么？一位青年学人著有一本对经历过多次文化斗争的文化人访谈的书，书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不知我怎么搞的，读了他那些访谈，我总觉得书名改成《天有病，人知否？》似更恰当。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常有人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时下的社会话语情势，但那是用来表达对文化现象已趋多元的一个形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喧嚣话语即使还有，也非主流，文学艺术方面的个性化程度已经相当的高，“我是自己”的“独立生命个体意识”在年轻一代里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残存的喧嚣积习仍在，又增添了商业社会无情（至少是薄情）的竞争中的新喧嚣，这新喧嚣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满足甚至还遭致失败沉沦的焦虑嚎叫，浸润到社会上各类人群，则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刚开始不久的欧洲游中惊动了西方人的游客喧嚣，其实是“老喧嚣文化”和“新喧嚣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视了自尊，表现出“群嬉中的习惯性放纵”；一种则是“新富国民”的“炫富”心理，认为无论到了世界上什么地方，“老子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
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喧嚣文化，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它当中沉淀着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有极其悲壮甚至可以说惨烈的足令我们生出大宽恕、大悲悯的成分，但毕竟这种文化是应该更自觉地退出社会主流的时候了（我不主张让其出局，当然它本身也不会自动出局），在建构新的国民文化品性的过程里，应该让平和敦厚的文化占据主流，体现在声音上就是要氤氲出“尊重别人也保持自尊”的话语修养。相信在不久以后，中国出境游的人们不再会让某些国外的接待者因“他们总是喧嚣”而厌烦甚至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