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尽天涯路
——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 李 辉
在巴黎感受巴金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时在1998年。距青年巴金离开巴黎的1928年正好七十年。
七十年，留在巴金漫长记忆里；七十年，渐次呈现在我的追寻目光中。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当年初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七十年前，巴金也曾这样俯瞰过巴黎。那天，在和朋友吴克刚送别一位波兰姑娘之后，他们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
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
此刻，当我伫立钟楼俯瞰巴黎时，自然没有巴金那种多愁善感。不过，与以往有过的纯粹的旅游新奇感相比，由于走进了巴金昔日重要的生活场景，我的此次巴黎之行，也就有了更具体、更多的历史缅想。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这是难得的旅游与感悟相交融的双重体验。
我沿着拉丁区及相邻的卢森堡区的大街小巷漫步，我不时在河边的旧书摊前徜徉。一幢又一幢老房子，仍是百年前的模样，但我不知道哪一幢才是巴金当年寄寓的旅店。有些遗憾却不失望。每到一处，只要过去曾在巴金作品中读到过，或者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某种关联，我便不由自主地来想像当年这位二十三四岁的中国青年徘徊的身影。卢森堡公园的树丛草地，他在这里穿行，或者久久坐在里面看书；先贤祠前卢梭的雕像，他曾伫立在此，缅怀心目中那位写下《忏悔录》的伟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关押过罗伯斯庇尔、丹东、哥代（又译哥黛）小姐等风云人物的监狱里，我想到了巴金在小说中如何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走进王尔德流亡巴黎最后寄寓而病逝的旅馆，我想到巴金曾翻译过《快乐王子集》,想到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一家名叫“罗马”的咖啡馆，因流亡到巴黎的列宁曾光临过，并和托洛斯基相约在此见面，也让我想到了巴金在还没有来到巴黎之前，曾就俄罗斯革命和列宁等问题而与郭沫若发生的争论……
逗留巴黎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我便以类似的感觉，走在巴金当年居住过的拉丁区及周边地区。
巴金抵达巴黎是在1927年2月19日，离开这里回国是在1928年底。在巴金的百年行程中，巴黎实在是最具转折意味的地方，是最值得解读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看那少年浪漫时
到巴黎去，并非巴金心血来潮的决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国求学，而是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
从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阅读新报刊，并很快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起，巴金仿佛就注定要走出来，要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分子——虽然这个革命渐渐被人淡忘，因时代变迁而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但对于他，那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环节。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成了所有流亡者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大革命的传统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使这个国度敞开胸怀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亡的列宁、托洛斯基来到过；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来到过。巴金自己便说过，他在巴黎时，就曾和不少来自苏联、波兰等国的流亡者见过面。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法国也成了中国许多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前往的首选地。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是到法国及周边国家勤工俭学大军中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巴金的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也在他之前来到巴黎。
现在，巴金也来了，在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寻求新思想的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之中，又多了一位将在历史上大笔书写的青年。
1927年1月15日，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船离开上海。此时，他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决不是那种只是渴望远涉重洋去留学的莘莘学子，更不是仅仅满怀闲情逸致而好奇地去漫游世界的富家子弟。二十三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少年轻人告别大学走上社会的年龄。可是，当年的巴金却不。从十五六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到二十三岁过后前往巴黎，他已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办过多种政治刊物，写过许多诗文，翻译过不少著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俨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将了。
关于少年时代如何接受到五四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有过许多回忆。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他所渲染的早年的浪漫和陶醉，常常让我对他所经历的历史场景充满想像。
从巴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被克鲁泡特金点燃热情的少年巴金，曾和朋友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夜未央》剧本，他们甚至排演过。与此同时，他还读到了俄罗斯女革命家、流亡西欧的高德曼的文章。巴金这样回忆过：“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这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从俄国历史与文学中汲取力量。巴金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最初接触《告少年》和《夜未央》那时起，反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民意党人反对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和创作，都曾深深吸引了他。
巴金的精神之旅，从十五岁那年起，就以与世界性的思潮和外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开始了。这是巴金独有的道路。我们看到，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同的是，少年的这一次亲密接触，竟会持久不变地影响巴金，进而塑造巴金。可以说，少年时的青春萌发，为他瞭望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方向就不再改变。他的历史见识，他的精神成分的构成，乃至因此而酝酿的文学气质，从他站到这扇窗户面前那时起，就按照一条清晰可见的直线发展了。
真没有想到，少年的陶醉、少年的梦在巴金生命中竟会延续得那么长久。陈丹晨先生在描述巴金一生时，以“巴金的梦”作为传记的书名，的确非常贴切而具概括力。
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我倾向于相信，一次“偶然”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所谓的“必然”。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对信仰的确定，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活细节而决定。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写信”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
巴金不善言辞，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在去巴黎之前，巴金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在他的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细细解读。
1920年，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收信人不是别人，而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
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他渴望有人帮助，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他按照《告少年》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回忆说：“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就清楚地表明：从思想上讲，他希望有人指引；从性情上讲，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
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开始拥抱社会，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发展？又譬如，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热情，然后，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1925年年初；地点：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
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高德曼——早就熟悉的名字，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高德曼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这是至高的赞誉。
现在，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巴金给遥远的“精神上的母亲”写信了。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景仰，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
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从此，他开始了与“精神上的母亲”长期的通信。十年后的1935年，在撰写回忆文章《信仰与活动》时，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和关爱。
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从决定信仰那天起，巴金心中所系、所想，就是人类的大同。实际生活中，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年后，巴金来到了巴黎。
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后来，对柏格曼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巴金非常喜爱，曾翻译柏格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并参照柏克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历史的著作。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在巴黎，渐渐向巴金走来的，是巴托罗米欧·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费迪南多·萨珂(Ferdinando Sacco)的死。两个远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死刑执行，以及围绕这一事件而掀起的全球性浪潮，根本改变了巴金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巴金所说的“鱼贩子”是凡宰特，“鞋匠”是萨珂。
凡宰特和萨珂都是住在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在美国被捕，凡、萨两人发起救援活动。5月3日萨尔塞多被处决后，抗议活动更为激烈，凡、萨二人也上了波士顿当局的“黑名单”。正在此时，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发生了杀害保安和会计的案件，警方遂将罪名强加在凡、萨二人身上，5月5日将他们逮捕入狱。由于案件明显存在漏洞，抗辩与申诉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七年之久。后来，真正的凶手落网，事实证明与凡、萨无关。尽管如此，1927年4月9日，马萨诸塞州法院仍将他们两人和凶手一起判处死刑，并将在同年7月10日执行。
不公正的判决一经公布，随即引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抗议。
身在巴黎的巴金，就在此时读到了凡宰特的自传。同一种信仰，同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本来就处在苦闷和忧郁之中的、有着敏感情绪的巴金，此刻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凡宰特——这位被关押多年的“鱼贩子”的命运而忧虑。年轻的巴金也成了全世界声援活动的一员，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因为参加这一声援活动而发生变化。
此时，他想到了伦敦的高德曼——他的“精神上的母亲”。他写信前去倾诉心中的痛苦。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房子里，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这无疑是巴金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巴金立即回信，他还随信附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1927年4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注的具体内容。8月22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凡宰特、萨珂两人的生死起落。虽然作品的背景是中国，反映的也是巴金在国内经历过的或者感受过的现实，但他的心理背景却是世界性的，是与凡宰特他们密切相联系的。
巴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在巴黎走上了中国的文坛和历史舞台。
在《灭亡》作品背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巴金因受到凡宰特悲剧的刺激而产生出来的悲愤与不安。他是借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发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有话要说，有热情要燃烧。
这正是巴金走向文学的首要推动力。
到巴黎来，巴金开始了走进世界的行程；继而，声援凡宰特、萨珂，他又直接融入了世界。现在，令世界关切的悲剧，促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诞生。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中国作家将以卓越的文学成就走向世界。
五十五年后，法国把特殊的荣耀给予了巴金。
1983年5月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紧紧握着巴金的手，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佩戴在巴金胸前。在致辞中，密特朗总统说：“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对于巴金，来自法国的赞誉无疑是他晚年收到的最好礼物。
巴金——一个笔名的解读
与高德曼、凡宰特通信的李芾甘，选定了一个笔名——巴金。特殊的笔名，不能不让人总是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两位大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
关于这个笔名，巴金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哲学家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见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
巴金历来矢口否认这个笔名是取巴枯宁的首字“巴”、克鲁泡特金的尾字“金”组合而成。从走上文坛即日起，他就对人们如何看待这个笔名显得格外敏感。每当有人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就把他的作品看做是表现“安那其主义”时，他便为之忿忿不平。
然而，联系到他早年的信仰，“巴金”又是多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尽管巴金否认，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笔名与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和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巴金关于“巴”的选定的回忆和解释，当然并非完全虚饰。他在沙多－吉里寄寓拉封丹中学并继续写作《灭亡》时，的确有一个同学姓巴，而且这个同学的名字，现在仍可在拉封丹保留下来的花名册上找到。我猜想，巴金可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同学，才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的确有“巴”这个姓。这样，当他确定笔名以“巴”为姓时，就理直气壮了。而“金”，他自己承认与克鲁泡特金有关。我还想，李芾甘在确定用“巴金”这个笔名时，难道没有想到人们非常自然的联想吗？但他没有犹豫。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一是，以往他曾使用过不少笔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个新笔名会很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一直用下去；二是，此时的他并不避讳类似的联想。至少，我愿意做这种理解。
即便按照巴金本人的解释，他的笔名至少与克鲁泡特金有关。
从十五岁第一次读到《告少年》那时起，克鲁泡特金就以其思想、人格、著述而深深吸引着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不仅重译了《告少年》并易名为《告青年》，而且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理论专著《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等，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别的人。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克鲁泡特金全集》。在描述巴金一生时，克鲁泡特金实在是不可缺少的篇章。在翻译出版克氏自传后，巴金1939年曾这样说过：“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巴金早期的社会理想完全是从克鲁泡特金那儿来的。“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巴金所赞成的两大目标。
对巴金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四十年代他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治恩神甫展开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主要内容也是包括人性的三个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这个思想，巴枯宁有过更为明了的论述，他说过：“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
巴金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也喜欢一再引用这些话，并加以发挥。他这样表述过他的道德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巴金正是依据这种道德观来理解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巴枯宁，他写道：“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实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赞扬克鲁泡特金为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去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的精神，并称克鲁泡特金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
互助、平等、自我牺牲，是巴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思想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情操和道德观念，个人主义是容易毁灭的，而人类不会毁灭，群众不会死，只有将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之上，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才得到永生。1927年，巴金在法国开始翻译《伦理学》。他在译序中说：“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里，还应该补充提到巴金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刘师复的敬意。刘师复受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影响而组织“心社”，他制定了严格的戒约，其中有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等等。这种严格修身的生活态度，对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官僚的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称赞，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的格言，都是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的思想，也是完全相同的。巴金虽然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封建家庭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他对道德修养的兴趣，他在成都参加社会团体，办刊物时，就介绍过刘师复的心社戒约。
从克鲁泡特金等人那里，巴金感受到的正是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芒，而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无意之中踏上文学之路，对于巴金来说，其实应该说也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说过：“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雄辩地、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英勇斗争，用光辉的革命热情来点燃青年的心。”美国研究巴金的专家奥尔格·郎（Olga Lang）女士曾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如巴金自己所称的是两回事。巴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读者投入革命，将这不合理、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平等正义和众人幸福的社会。”虽然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像奥尔格女士说的这样简单和绝对，但当巴金偶然间将一个个片段串联成《灭亡》并走向文坛时，选择与克鲁泡特金有关的一个笔名，也就水到渠成了。尽管巴金不愿意公开承认，或者说在表述上有所顾忌，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他身上发生。
“巴金”这个笔名，未来的人们还会不断地加以解说，不管巴金本人是否情愿，也不管是否符合他的解释。
历史在心中延续
几十年后，凡宰特、萨珂事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1974年，根据美国法律，凡、萨审判档案公开；1977年，在两人被处决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之际，马萨诸塞州州长决定将1977年8月23日定为“凡宰特和萨珂日”，并为他们昭雪。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巴金正在经受“文革”的磨难与煎熬，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他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当年，巴金不仅发疯似地四处写信控诉美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非正义，他还在《平等》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后来，他将在巴黎书店买到的那本凡宰特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故事》翻译出版。如今，世事变迁，岁月流逝，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已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而历史的大起大落，更是早已把他大大改变。
在巴黎亲历的凡宰特、萨珂声援与抗议事件，以及他们最终的悲剧，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然，因为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方式的表现。
五十年代发生的“法斯特事件”值得解读。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作过《公民潘恩》、《斯巴达克斯》等重要作品。1953年，他发表了新作《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多年前的不公正审判的真相予以披露，对两位受难者的人格与精神予以赞美。中国翻译家冯亦代和杜维中翻译了此书，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翻译时，凡宰特译为凡塞蒂。
我就此书询问过冯亦代先生，为何事过二十多年后法斯特重提此事，而中国当时要出版。他告诉我，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冷战最紧张时期，1952年美国进行了对世界著名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的审判。法院不顾全世界各地的抗议，仍将他们判处死刑，简直就是萨珂、凡宰特悲剧的重现。正是这一原因，法斯特的这部作品出版后随即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备受欢迎。他还说，他过去读过巴金关于描述萨珂、凡宰特的文章，所以，在中译本出版后，他还特地送给了巴金一册（据前几年的消息，罗森堡夫妇因牵涉间谍案而被判刑，并非政治审判，因此，这与萨珂、凡宰特案件性质不同）。
然而，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被披露出来，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裂变。一向激进、左倾的法斯特，决定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2月1日法斯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党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法斯特招致猛烈的声讨和谴责。
中国文学界对法斯特的批判在1958年年初开始。巴金应《文艺报》之约，写来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正是这篇应命之作，巴金招来对自己的批判。
从1955年不得已批判胡风、批判路翎以来，巴金已经不止一次写这类表态性文章了。被迫表态并批判法斯特，对巴金显然是一种痛苦。巴金读过法斯特的《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而且，他引用的法斯特的文字与冯亦代的译文略有差别，可见他参阅的可能是英文本。查巴金日记，1953年11月5日写道：“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此时他在朝鲜战场，而10月26日，他刚刚收到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寄来的三包书。他所说的小说，应该是指《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的英文版。当年巴金经常订购国外书籍，法斯特的书估计是在他赴朝鲜之前定购的。
阅读《萨珂与凡宰特的受难》，巴金再次激动。于是，在他和法斯特之间，萨珂与凡宰特是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现在，在他内心中，又怎能把一个以赞美笔调描写他心中英雄的作家，简单地看做叛徒而讨伐呢？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已不再像巴黎时期那样吟唱高歌，但对于曾直接影响过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凡宰特，他永远不会忘记。法斯特的作品把巴金心中的英雄用文学形式塑造出来，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引起世人对这个悲剧的关注，我相信巴金对此是会深深感激的。
法斯特描写了凡宰特走向电椅时的最后场面：“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他走入行刑室时的那种雄狮般的英姿，以及他站在他们面前时的那一幅尊严的神情。”法斯特记叙了凡宰特最后的话：“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宗教上的罪过也许是有的，但是绝不是罪行……”
现在，在《法斯特的悲剧》文章中，借惋惜法斯特，巴金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提到凡宰特和萨珂的名字，提到1927年他在巴黎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过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珂与凡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两个意大利工人萨珂与凡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
正是有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和内在的感情联系，虽然是谴责文章，巴金却在行文中仍想委婉地表现出对法斯特的理解，把法斯特的事情看做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剧”。他试图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角度来解释法斯特的转向。他甚至说“我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真诚”。在批判声高涨的时候，在只需要狗血喷头似地讨伐的时候，巴金通篇惋惜声声，自然招致一阵对他的批评乃至批判。在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读者看来，法斯特无非是一个叛徒而已，对这样的人是无须同情和理解的，更不能肯定过去。《文汇报》1958年6月11日发表的《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再次商榷》，可以看做此次对巴金批判的代表作。应该说明的是，八年之后，“文革”爆发，此文的作者徐景贤成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是巴金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对巴金的批判。
不仅是凡宰特、萨珂，在法国经历的许多事情，已化为滋润巴金生命的泉水。尤其是在“文革”磨难时，它们成了他的精神中不可缺少的支撑点。
譬如，他说过，在“文革”中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里，他的思想便常常飞到写作《灭亡》时的法国小城，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他坦率地说：“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
最应重视的是，在亲历了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干校惩罚性劳动、妻子萧珊因病去世等一系列痛苦之后，巴金重新开始回溯俄罗斯民粹派的历史，借此来慰藉伤痕累累的精神。
1973年7月，巴金接到通知，对他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同时，在巴金的请求下，同意他做一些翻译工作。巴金首先选择改译屠格涅夫描写民粹派历史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四十年代，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这部小说，现在，他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译。每天抄录，一页，一页，屠格涅夫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让他重又想起自己曾经读过、译过、写过的民粹派英雄。
在重新校译《处女地》的同时，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而在巴金这里，屠格涅夫与赫尔岑本身也是紧紧连为一体的。“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屠格涅夫关于《往事与随想》的评说，引起巴金精神上的共鸣。
巴金第一次读到《往事与随想》是在法国。让人吃惊的是，巴金居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是哪一天买到它，并且强调地写出来。
明显地，当巴金决定校译《处女地》和翻译《往事与随想》时，他的心境和精神状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这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卷首题词，赫尔岑引用的是尼·奥加略夫长诗《幽默》中的几句。译文多漂亮！它无疑是巴金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他有踏上旧日之路的激动，同样，他也有回忆往昔时的忧伤。
经过大变故，巴金的心境、思想与“文革”初起时的唯唯诺诺的状态相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的反思从翻译开始。他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感受历史与现实。他也在仰天长叹。这就难怪“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与读者见面时，巴金在《一封信》里能够这样敞露翻译《往事与随想》时的心迹：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国生活的记忆，早期的精神体验，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巴金的生命行程中延续着。
凡宰特的两封信巴金也一直珍藏着。八十年代，经他提议和支持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在北京成立后，他将它们捐献给文学馆。它们与巴金捐献的其他文稿与著作相伴，用遥远的巴黎往事，向我们呈现巴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不知在由哈佛大学收藏的凡宰特的档案中，巴金当年寄去的照片尚在否？如果在，照片上是否有巴金题写的赠言？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刚五十年。与他同行的有孔罗荪、徐迟、女儿李小林。
陪同巴金一行并担任翻译的是高行健——二十年后，他以法籍华人作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巴金在巴黎》一文，生动记叙了巴金重返巴黎的行程。
重回巴黎，巴金还是住在拉丁区。迎接他的是鲜花，是读者的簇拥，是演讲会上热烈的掌声，还有书店里醒目地摆放着的《家》的法译本。而在《家》之前，《寒夜》与《憩园》的法译本早已售罄。
身份变了，但对法国的那份情感依旧。高行健这样写道：“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人已衰老，不可能一一重返当年逗留过的地方，但巴金还是来到了先贤祠，来到了协和广场。当年凝望过的卢梭雕像被毁于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期间，重修的雕像模样虽然已改，但仍让巴金注目良久。他又一次向他心目中伟大的“日内瓦公民”献上敬意。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
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巴金只提到了以上几位法国作家，他本应还提到与卢梭他们一起影响过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妃格念尔，更应提到他的“精神上的母亲”高德曼。他没有提到，但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他们。当年他赞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牺牲精神，认同他们关于奉献生命的道德主张，现在仍内在地促使他对自己的无情反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竟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给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随想录》是在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上发表，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遇到批评，文章甚至遇到开天窗的厄运。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禁忌？！
太可怕了！十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广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大王万世圣明！”（《“思想复杂”及其他》）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老人的愤慨与勇气难道不应该钦佩吗？
假如忘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简单地贬斥巴金的努力与贡献，把他所提倡的“说真话”讥讽为“小学二三年级水平”，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对一位老人的苛刻。至于把巴金写于《随想录》之前的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来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来予以“讨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与简单化。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或许根本不能发表。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的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生命在艰难地延续
巴金是长寿的。到2003年11月25日，他将度过99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这也是百岁华诞。从1904年走到今年，巴金跨越两个世纪，生命的行程整整走了一百年。在中国作家中，如此高寿是少有的。喜爱他、敬重他的亲友、读者，自然为他的长寿感到高兴。
长寿是一种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长寿却是巴金的痛苦。
生命的延续极为艰难，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巴金幸或不幸，在承受痛苦中走到生命的第一百年。
巴金早年身体多病。十四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报考北京大学，却被检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弃。肺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巴金的亲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这就难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与另外几位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困难之外，他的记忆、思维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从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十几年里，他的样子外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挺过来再次拿起笔，一直到1999年病危时被插气管抢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生命艰难地延续着，因为有优越的医疗条件，有爱戴他、尊重他的医护人员精心周到的治疗与照顾，同时，更在于巴金有良好的身体机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忍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里延续。自年过九十之后，疗养院和病房就渐渐成了巴金最后的家。在新的家里，巴金感受着家人与医护人员对他的爱，也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着回忆、写作与思考。
陆正伟先生作为晚年巴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一方面为巴金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还为巴金读报、读刊物。从他关于病中巴金生活的记叙文章，我们了解到巴金每当听他念文章时，随时会发表评论。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关注着时事，关注着文坛。
1997年，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时，巴金感到非常激动。在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他特地在信纸旁边加上一句：“为香港回归欢呼!”
病中的巴金还是一团火，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爱感染读者、感染周围的人。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对“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也有着同样的热情。1997年夏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巴金、柯灵等人的签名本拍卖所得款项资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时，巴金欣然用颤抖的手为学校题写校名——石关希望小学。几年来，他到底有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汇款人就是这个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对于巴金，想做的就是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不求回报，不求张扬。从热情投入社会革命到勤奋创作一生，从捐款二十五万元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在奉献着自己。用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来说，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在前几年宣布封笔的时候，他说过：他不能再写作了，但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生追求，来证明自己的心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在人们眼里，巴金这样说，也正在这样做。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或许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躺在病床上，重温友情，也是支撑巴金生命的另外一种动力。
一个人能够被他人怀念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愿意怀念他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对于巴金来说，友情从来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他说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友情的过程，对于他又未必不是一种慰藉。一个老人，能够动情地怀念故人，写出温馨动人的文字，这该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次我看到，他给萧乾写封信，两页纸写了几天，还没有写完。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1997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的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完成。这样，《怀念曹禺》也就成了从事写作将近八十年的巴金的最后完成的作品。
生命在无奈、痛苦中延续。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然而，他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