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屋》二〇〇一年第十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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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感觉的沦丧 ? 刘士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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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的沦丧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话题由今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而起。其中有两篇提纲一讲网络文学,一讲大众文化,都是文艺学中最富新意和生机的论域。但看看纲要再听听陈述,忽然一种莫名的悲哀也就袭上心头。尽管它们选题新颖,逻辑也相当清晰,但给人的基本感觉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点关于现实的真实感都没有。按照常理分析,这两个话题的材料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生活本身,而且作为七十年代人,他们与这种所谓的消费文明本身,也不存在什么由传统积淀而带来的心理上和价值上的障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本应该最敏锐的年轻学子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感觉”呢? 为了能够进行深入分析,这里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其中一个学生讲,网络文学之所以在当代能够迅速兴起,主要原因在于电脑为文学消费提供了一种更廉价的物质工具。另一个学生则按照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这个当代最常见的叙事模式,把当代文化解读得近乎完美无缺。虽然从逻辑上讲它们都显得证据充足,但就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它们和人们设身处地于其中的那个中国的任何关系。我于是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凭什么说电脑廉价,二是中国是否真有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这样的提问绝不仅仅是针对着两个学生,因为学生的说法都是从当代所谓的文化学者那里借鉴而来。因此,可以说它还直接针对着产生这种当代文化研究的那个深层话语结构。在我看来,这个话语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本身直接从西方主流叙事中复制而来,所以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中国民族的当代经验再现出来,其结果也就只能沦为一种抽象的“上半截”的话语狂欢。 首先说电子文本的消费成本低的问题。其实,且不说最初的电子阅读和“大哥大”等一样,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昂贵成本的时尚消费,即使在计算机和上网费用几次调整之后,我们依然很难说它的成本降低了。而更加奇怪的是,尽管学生(也包括中国的那些文化学者)在平时发牢骚时,可以愤怒抨击中国计算机厂商和电信衙门要价的昂贵和服务质量的低劣,但由于完全丧失了用来整理感觉和进行判断的大脑,所以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电子文学成本低的套话。之所以出现这种颠倒和混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按照西方话语来陈述的。据西方的统计显示,在美国已经有80%人有电脑,它已经成为人们基本的日常消费品。而纸质媒介与之相比则相对要昂贵得多。再加上参照西方的人均收入以及比中国廉价得多的电讯费等,因此西方学者得出电子消费成本低,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中国,据统计,电脑的普及率不足 5%,而且还有许多人因为上网费昂贵而仅仅把它作为打字机使用。因此在西方说电子消费成本低是一种客观陈述,而在中国同样这样说,就只能是一种非法的陈述。而按照这种西方文化理论“腔调”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化,也就必然成为完全无视中国起码事实的胡扯。如果说这些理论或准理论工作者本身并不缺乏各种高台讲章,那就只能说他们已经被西方文化理论剥夺了个体最起码的现实感。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个文化分层理论上。这也不是学生自己的发明,而同样是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中直接复制而来。我在《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山花》2000年8期)中曾指出:大众文化是中国文化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时的一个重要背景。他们特别看重大众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冲击与消解,甚至于动辄就以大众文化为武器否定其他的文化形式,如精英文化等。但是,所谓的中国大众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它本质上完全是一种“没有大众的大众文化”。这一点可以从它与西方大众文化的不同中加以阐释。在美国,大众是指占总人口80%的中产阶级 (另一组数据表明,80年代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而中产阶层则占87.1%)。而中国语境中的“大众”却是用来指称占总人口80%~90%的工薪阶层和农民。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美国石油大王与北京拾煤渣的老太太。列宁早就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并非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消失了。实际上当代世界中这种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更加严重,所以这种大同化的“大众文化”只能是中国先锋的一种梦呓。也可以说,它不过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打出的另一张“话语牌”。因而在中国的一个奇特现象是,许多所谓的大众娱乐场所或者活动,实际上都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时尚享受。其实当代文化研究者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对于部分中国大众,他们正不断地被下岗、物价、各种商业欺诈以及各种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所困扰,而且他们的痛苦和艰辛也很难在当代话语空间中被再现出来。这里顺便补充一点,即使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但是他们与西方的中产阶级依然差别巨大。社会学的分析显示,西方的中产阶级一般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而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与此恰恰相反,主要由各种独立经营者构成,而这个阶层的整体素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曾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低素质表明的恰是中国经济学意义上中产阶级的精神风貌。因此,在中国,有什么真正的大众文化呢,即使存在着这种精英话语与“暴发户”精神的乌合之众,人们又可以指望它们消解什么或者表达什么吗? 因此,对中国大众文化的鼓吹和贩卖者来说,所存在的已不仅是感觉问题,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良知问题。 再进一步说,感觉沦丧的根源还在于理论问题,在于没有一种可以归纳和整理感性经验的、属于自己的“脑子”。以网络文学和精英文化为例,可以把这个问题展开得更广泛一些。在时下网络文学的讨论中,有一种陈词滥调就是说,虽然目前网络文学层次不高,但不必担心,因为它也可以像传统文学一样,经历时间的淘汰和历史的筛选,并最终会产生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经典性著作。这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逻辑,它直接复制于政治话语中的“历史曲折前途光明”、“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炼”等。根据我自己有限的网上经验,当代文学的传播已经越来越技术化和传媒化,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古典信念已经永远失落了。一部网上的作品,如果没有人点击,没有商业机制炒作,就会被迅速滋生的其他文本永远淹没。顺便指出,这是当代网络文学研究者常用的一个“寄希望于未来”的元叙事,其实质上是以现代主义的信仰来歪曲地解读后现代的信息超文本。我想,只要这些研究者多到网上感受一下那无边无垠的“比特”大洋,他们也许就不会再固执于那种现代语境中“永不消失的电波”。实际上他们依然在用现代主义思维来整理和阐释后现代的网络文学。由此可知,没有一个清醒的、和时代同步发展的大脑,实际上也不可能整合出真正的网络文学经验。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感慨精英文化在当代的衰亡。实际上这也纯粹是面壁虚构。只要睁开眼睛看,就不难发现,精英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子好过,工资越来越高,住房越来越阔气,话语权力越来越大,而且只要和传媒搞好关系,或者有一点海外背景,他们活动的天地就会更加广阔。但令人奇怪的是,不少人却一再感慨精英消亡了。其实,这正如古代诗人喜欢“哭穷”一样,所谓“精英消失”,也不过是由当代知识分子贪婪欲望所制造的“幻像”。尽管他们可以把这种幻像在逻辑上编织得相当自圆其说,但只要同中国古代或者二十世纪一百年精英们的命运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由于感觉沦丧是如何地“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不是吗,即使在大陆实在混不下去,也部分地因为他们在大陆的所作所为而可以“乘桴浮于海”,而且万一在海外起动了乡愁也不要紧,尤其是在海外把知识、学问做大了,还会以更高的资本回国再创业。 感觉沦丧的原因可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大众传媒制造了一种人工的集体感觉,这是一种和个体感官截然不同的东西。个体的感觉本来是眼见为实,它直接和客观存在着的对象打交道,而在当代这个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却只能被迫或半自律地整天和各种“文化幻象”发生联系,对这种按照商业或其他利益制造出来的幻像吞食过多,人们就不可能再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而如果再深入地探究其原因,则是当代人用来整理感性经验的先验图式出了问题。这个图式在历史上主要由各路精英提供。一旦当代精英不再承担它传统的关怀现实的伦理职责,而是直接与市场经济或商业传媒形成共谋,那么真正的大众(包括被各种当代文化权威所控制的年轻一代)就会彻底丧失再现自身的话语方式。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有真实的感觉,但由于没有语境和话语,也只能被压抑在黑暗的深深的潜意识中。 既没有深刻的思想,又没有切肤之痛的现实感,这大概就是七十年代人为什么选择物质主义,以及争当一种“麦当娜女孩”的深层原因吧。于是,当我从开题会上灰溜溜下来时,不禁悲凉地想喊一声:呜呼,当代文化误人子弟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