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浦熙修小传
? 朱 正
一 早岁哪知世事艰
一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父亲浦友梧是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母亲黄庵岫是文盲，操持家务之外，几乎每晚都要做针线活到深夜，挣几个钱。可以想见家境是颇为拮据的。
这时，已经临近清王朝的末日。她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接着，中华民国成立。大约就在民国元年（1912年），她父亲到北京交通部任职，当会计科员。
一九一七年，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洁修到北京去，同父亲一块过。在北京，她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负担一个六口之家是不容易的。为了想赚点钱，她父亲一度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不久以失败收场，他不得不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填补亏空。
迁居北京以后不久，浦熙修就考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比她大一岁的陈成了好朋友，这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了。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都从女孩长成为少女，有不少知心话要悄悄交谈了。
浦熙修念完高中一年级，就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了。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她想去学美术。父亲也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约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她当年画了送人的一个扇面现在还在，可以看出她在这一方面的天分是高的。
学画的第二年，正好她姐姐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京，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月薪五十元，第二年增加到五十五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十七岁。五十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一九二九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陈她们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也就拿了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原来学的是理科，中间停了两年，怕不容易考了，就报考了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陈考取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两个朋友不在一地了，通信还是不断的。
进了大学，是高兴的事。可是正当这时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单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却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
在大学里，阅读的视野开阔些了。在《国闻周报》上，不时看到一些共产党在江西活动的报道，使她产生了说不出来的兴奋和向往。她对这社会不满，希望有所改变。
因为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一九三二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陈后来回忆说：“熙修在结婚后不久，来信把她的恋爱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感到了她那时的幸福，也感到她对我的信任，把我当作一个可以为她的幸福而感到高兴的挚友。”
浦熙修从小学到大学，上的都是女校，没有跟男孩子同过学。而少男少女对于第一个有机会同自己亲近的异性总是容易产生好感的。而在不太长的时间的交往中，也不容易发现性格志趣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或者更应该说，在恋爱中是根本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必须待到既婚之后，彼此了解更多，阅人更多也有所比较，就有可能感到对方并不理想了。这是后话，但在这时，浦熙修是沉浸在一种幸福感之中了。一九三三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弟弟妹妹就住在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一九三○年由陈铭枢出资四十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陈铭枢说：“王到‘神州’后，即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担负起主编职务，并‘招兵买马’，聚集了他在北平、上海、日本结识的许多朋友，来‘神州’担任具体工作，并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大约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正如陈铭枢说的，这神州国光社“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一部分的”。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十一月三十日，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遭到暴徒捣毁，外地分社都被查封，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此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可不愿意到南京去。她不能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而想要在南京找个职业，却又毫无门径。于是她就留在北平。一九三五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妹妹弟弟，由她负担着这一家子的生活。
在这几年里，北平也并不是块安静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又占领热河。而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更划出一大片土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一九三五年七月，何应钦在答复日方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中，全部承诺日方要求，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中国驻军，撤换日方所不满的中国军政官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了马队和水龙的冲击。浦熙修的同情在学生一方。在女附中上高中的浦安修积极参加了运动。
又要教书又要兼管两个孩子，是太累了。她体力日渐不支。一九三六年，袁子英就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同到了南京，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去了。
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一个劲地找工作。她托过许多人，走过许多门路，都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她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她知道自己考得不坏，满以为准能考上，结果却没有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她先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好容易才找到的工作，还是得好好干，有空的时候就给副刊投投稿。
这样干了几个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陈铭德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她不辱使命，“救场”成功。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五月二日的报纸上。多年之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颖脱而出了。
二 能干的记者（上）——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来越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报》在南京出了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运到重庆去。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才在重庆恢复出报。
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而且，她还想去做更直接的抗日工作，想上前线去。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倒是妹妹安修和弟弟通修，却先后奔赴延安了。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熙修一家在杭州住了些日子，又到武汉住了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夏天她带了两个孩子到了重庆。几个月之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这样他们就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
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紧急疏散，那时我就非常留心着飞机场必然要载来些要人，清早去等在飞机场，果然看见孙夫人、孔夫人都联袂而来，王云五先生也在仰望他将要沦陷的家属。想不到几进几出，人没有到，忽然飞机上下来了几条洋狗。这当然是一条好消息。可是当时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这类消息如何刊发出来，真是大成问题，《大公报》的子冈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我在当天的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扣了。可是心中觉得这样的新闻如何可以舍弃，于是想尽方式，想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采用点滴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先写孙、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王云五先生接眷未接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先生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耸动全国的新闻居然出来了。”刊登在十二月十一日《新民报》日刊上的题目和副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的“点滴”共有八条，前面三条是：
△昨日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正当战争热潮中，社会服务大礼堂户限为穿，后至者立无隙地。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就这样煞费苦心地隐晦曲折地把这事透露出去了。在那种高压之下，浦熙修想要说得更多，更明白，也是没有可能的了。
使这件事终于激起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的，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评。这篇题作《拥护政治修明案》的社评中，作为举例，说：“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此文发表，激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为了平息学潮，《大公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据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说飞机载洋狗之事，“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劝诫青年学生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辄尔荒废学业，干扰秩序，甚且无意中为敌奸所利用”。前后两篇社评，出尔反尔。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这天看了报纸，在日记中说：“《大公报》去年做了一篇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泄学生愤怒。解铃系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激起学潮的是《大公报》的社评。当天《新民报》上的“点滴”，起了和后来《大公报》社评相印证的作用。浦熙修在这一报道中，显示了一个正直的记者嫉恶如仇的风骨，显示了一个能干的记者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善于在文禁森严之时巧妙地把信息透露出去的本领。她给《新民报》晚刊写的那篇足以耸动全国的报道没有能够发表出来，是那时的检查制度给她造成的损害。
浦熙修不但自己当记者，跑新闻，她还是采访主任。她是怎样当这主任的，在旁边看着的彭子冈有过一段记述：“浦熙修在《新民报》的职务是采访主任，既是主任，担子就重一点。当年重庆是战时‘陪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她麾下，有各式各样记者，背景颇不简单。且《新民报》的版面只有当时各大报的一半，记者们的稿子不可能都排上。缺了谁的，也不会对主任满意。于是，浦熙修也只好每晚鼓起勇气，为编排稿件乃至权衡人事而‘战斗’一番。不是她好斗，换了谁处在那么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想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大方向，那都是不能不拼足全身力气去搏斗一番的。经过这一番搏斗，熙修从《新民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七星岗回到犹庄，时间多过午夜。为了迅速摆脱方才一番搏斗对心境的纷扰，吃安眠药入睡便成了习惯。”
这里说的犹庄，在观音岩下的学田湾，是史良的住宅。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浦熙修就借住到史良家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正好借住在沈钧儒的住处良庄，这两个院子相距很近，跑几步叫也叫得应。她们几乎每天都是结伴采访新闻，同出同归，朝夕相处，谈得很相投。浦熙修知道，彭子冈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既是浦熙修经常的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经常的重要的信息和见解的来源。她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就见过邓颖超的了，周恩来她以前没见过，可是也一见如故。妹妹安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同彭德怀结了婚，邓颖超亲切地称浦熙修做“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浦熙修感觉到，共产党没有把她当做外人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自己好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心想可以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后来，梅益、徐迈进、石西民三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到：“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在做这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提出：如能允许裕仁天皇保持皇位，即愿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山城狂欢了。八月十一日的《新民报》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写出了狂欢的气氛：
“日本投降的标语贴满了大小巡行的车辆，美军的吉普被沿街的民众截住致庆，以致一时无法通行。无论大人、小孩都愿意爬上吉普，共享胜利的光荣，共庆敌人的投降。盟军挥帽致谢，霎时把吉普装成门屏，缓缓前进。惟有宪兵仍需执行职务，一批批地拉下了狂欢的群众。”
“几个美国兵拿着酒瓶，醉醺醺和群儿闹着一团，大卡车上国旗高悬，任谁挤上车，仰天高呼，因‘我们要回家了’。洋车装满着炮仗沿街卖，随时放。黑夜中蔚成奇观。”
三 能干的记者（下）——为了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政局一大变。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谈判。浦熙修报道了机场上热烈欢迎的场景：
“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昨日下午三时半抵渝。全中国人民的心里都在欢呼，欢呼着团结有望，和平前途有了保证。
“毛先生是昨日上午十二时一刻自延安起飞，延渝之间仅三小时的飞行距离。当记者一时许赶到九龙坡飞机场的时候，周至柔将军代表蒋委员长，参政会邵力子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外国记者等早在等候。接着民主同盟以张澜为首，沈钧儒、黄炎培、冷御秋、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等几位须发都白的老先生，也自成队伍，从后赶到。休息室里更坐着郭沫若夫妇等。大家时时从室内跑到室外，欢欣地、焦急地等候着。那怕秋老虎再吓人，没有人感觉疲劳。
“欢迎者听见了喇叭的信声，群趋机场仰望天际，果然西北角上一架两架翱翔而来，不管警卫人员的拦阻，铁鸟刚刚着地，人们都已抵达机门。周恩来先生最初和欢迎者招手，但他还是让毛泽东先生先下来。蓝灰布的制服，红红的脸庞，浓重的湖南口音，农民本色，健康得看不出已经是五十二高龄。他戴着一个灰派力司的盔。卡片不断地递到他手里，他一一和来迎者握手，并连口道谢。周先生更是熟识地介绍着。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紧跟着下来。王若飞好像更胖。
“中国的民族性虽忘了借鲜花欢迎远客，但真正的热情更赛过了鲜花。开麦拉（引者注：英语照像机camera的音译）阻止了去路，索性站定了让大家大拍一阵。赫尔利不断地说：‘这活像好莱坞。’十几分钟后才让开了一条路。迎接的两辆汽车已经开向前来，一是蒋主席特派的，一是美大使馆的。但赫尔利坚持着要同坐他的汽车，于是毛、周两先生及赫、张两将军同在一辆车里开赴张治中部长公馆。”
国共谈判，以及由这一谈判而产生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出新闻的地方。浦熙修和《大公报》的彭子冈，《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常常一起前去采访。也就正好是在这段日子里，妹妹安修也从延安来重庆了。姐妹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她们不只是叙天伦之乐事，两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接近的。她们就像分别在不同战场上作战的两名士兵，见面了，真有说不完的话题。全国解放之后她们又重逢了，安修告诉姐姐，那一次是奉党的委派到重庆去接她到延安去的。她责怪妹妹说：“那时为什么不和我说明白呢？”妹妹说：“我觉得你反正不会去，所以没有明说。你不想想我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到重庆来干什么呢？”浦熙修想，也是，即使妹妹说明来意，她大约也未必会去。在重庆，她有太多的牵挂，在这里，有她的事业，也有她不易割舍的友情。她晚年在自传中提及此事，说：“我那时还留恋着记者职业，我觉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这样熟悉，我不愿离他们而去。”
在她说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中，首先是常常同她一道跑新闻的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朱嘉树在悼文《浦二姐琐忆》中提到：“她也倾慕党内才俊之士石西民，经常一起采访，有许多共同语言。”这样，我们对于她自传中说的“我不愿离他们而去”当有更具体的理解了吧。
不久之后，浦熙修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这事，她在自传里是这样说的：“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我后来把加入民盟的事告诉了《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同志。他说：‘你对政治还这样感觉兴趣，我介绍你入党不好吗？’我想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入党当然好。如果他当时就介绍我入党，我也一定加入了。”
浦熙修参加的是民主同盟而不是共产党。这事在她有一点偶然性。在她当时看来，这同样是参加了一个革命组织，却没有想到这事对于她后半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也不必事后来追悔。她后来的命运，从最根本上说，有它气质上的原因。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次值得大书一笔的采访活动，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政协会议是国共两党谈判的产物，商定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集会协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怎样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实行宪政。对于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浦熙修设计了一个很有新意也很有规模的报道方案。她在会议开幕以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逐一采访这来自各方面的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每人一篇访问记（有两篇是合写两人的），逐日发表。她在每一篇不太长的访问记中，不但客观地反映了各被访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在记下自己印象的时候含蓄地表示了对各人的评判。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第一篇《访问傅斯年先生》。傅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会议前途似乎不甚乐观。他说：“首先要澄清政治。但这既未做到，谈判些现实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
在民盟主席张澜的访问记中，浦熙修情不自禁的赞颂道：“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对于民盟的另一代表沈钧儒，访问记说：“他和蔼可亲，但那坚强的意志，常常使他为国事挺身而出。”访问记还介绍了他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一要结束一党政治，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权。第二，参加的人士，不是作为咨议的性质，而要有实际的行政权。”
对于青年党党魁曾琦的描写就不是这样的了。访问记开头就说：“左舜生先生为我们介绍曾琦先生道：‘他或者不大合青年人的胃口，但他的道德文章是值得敬佩的。’果然记者昨天见到这位青年党领袖的时候，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胖胖的，表面十足是旧式人物。”关于政治主张，访问记报道，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这时，青年党是在野党，希望能进入政府分享权力，所以说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是对的。
执政的国民党却不能接受这个主张。邵力子代表的访问记中就引了他的“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这话。陈立夫代表在接受浦熙修采访的时候更强调地说：“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共产党的代表却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曾琦。董必武在接受她采访的时候表示，共产党并没有舍弃联合政府问题不谈，而专谈军队与地方问题。他说：“国民党有党军，为什么共产党的人民自卫的军队就该被剥夺？其实军队国家化，是中共一向所主张的，但要交与民主的政府，非交与另外的党。”
周恩来访问记在介绍他的政治主张之前，先这样描写了他的风度：“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
这一组访问记每一篇都是写明了被访问者姓名的，但是有一篇例外，只说是“某代表”。他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被浦熙修纠缠不过，说了一点意见，却交代不要发表他的姓名。浦熙修答应了。因此，这篇访问记一开头就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代表，素性谨慎，记者曾往访三次，最后一次还是等了一下午才见到。他的公事忙碌，每日常常要工作到十六小时，因之更觉其发言之重要而珍贵。这里为尊重他的意见，姑隐其名。”有人问浦熙修：这位某代表是谁呀？她答道：我答应过他永远不公布的，我得信守承诺。不过，等你把这一组报道看完，不也自然就知道了吗？正是这样，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有三十七位的姓名出现在她的访问记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就只有担任外交部长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了。他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出来的坚决反共的态度，浦熙修如实给他发表出来。
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民主同盟是站在共产党的一方。民盟的宣传主委罗隆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般的说，政府必须准备先开放政权，假若先谈统一，就不会有结果，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双方都交出来。”浦熙修问他：“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罗答：“中共谈民主，与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相同，当然就合作；国民党谈民主，民主同盟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民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访问记还记下了罗隆基的这样一段话：“目前行政的贪污与无效率，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竞选，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浦熙修是希望民主同盟在国内政局中能够起更大一些的作用。她在章伯钧的访问记中，插叙了几句自己的感想。她说：“记者深感，假若要（政协）会议进行顺利，这没有枪杆子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很有用处的，诚如美国的《先锋论坛报》所言：‘假若没有这些中间分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
马歇尔是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一次他对罗隆基也说出了这样的期望：“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国共）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马歇尔使华》，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36页）章伯钧、罗隆基，以及这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浦熙修，就都是马歇尔寄以厚望的自由主义者。
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刊出了浦熙修采写的开幕报道。接着举行的大会小会，各党各派发表的主张，她都逐日作了详细报道。
在采访政协会议的时候，罗隆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年《新民报》的同事张林岚后来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对女友，她直率地说出了对罗“倾倒之至”的心情。
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较场口广场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正要开会的时候，会场发生了骚乱。那是主席团正在洽商推举总主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要上前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即遭到暴徒毒打。接着更乱打起来，打伤的有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这一伙行凶的暴徒不但身怀铁器碎石，还事先准备了他们的《大会宣言》和口号，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在场的宪兵警察也不加制止。为首的是特务分子刘野樵。可是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却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刘野樵是自己跑上主席台去寻衅，中央社却说是“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暴徒行凶，中央社却说是“民众互相殴打”，为行凶者开脱罪责。对此浦熙修很觉气愤，即和石西民等几个人发起，发表一封致中央社的公开信。她参加起草的这封公开信中列举事实，指出中央社的报道“颇有失实之处”。信中说：“贵社为全国性新闻发布机关，影响所及，谅非浅鲜，本新闻纪事应求真实原则，同人等爱护贵社，敢竭愚忱，略尽数言，幸垂亮察。”重庆各报记者在公开信中签名的共四十二人，其中有石西民、浦熙修、高集、程光锐、曾敏之、邓蜀生、钦本立、刘火子等。
政协会议之后不久，政治重心从重庆回到了南京。浦熙修也就调回南京新民报社，担任采访主任。八年前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在报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现在回来，她已经是一位在同行和读者中颇有声望的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政治倾向鲜明的名记者了。
她刚刚回到南京的那几天，大较场机场成了新闻界采访的热点，一批批军政要员从重庆飞来，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一天，浦熙修和他们报社的同事钱辛波在机场忙了大半天，看看天色将晚，他们正打算返回报社，只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盘旋而降。舱门开启，在几个美国军人之后走下舷梯的是三个穿西装的人，浦熙修眼尖，这不是石西民吗？他们三个，正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石西民是老相识了，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因为事先没有联系好，他们下了飞机不见有人接待，正感到为难，浦熙修即邀请他们同乘《新民报》的汽车进城。在车上，石西民等人商量到何处落脚，浦熙修听了，说可以先到她家休息。石西民先也说好，转念又觉得不妥，人家会说中共代表到了南京先上浦熙修家，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照钱辛波想的办法，先去新街口附近的蜀中饭店，一面吃饭一面给邵力子打电话联系，告诉他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南京，请安排食宿，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钱辛波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记述了这一段往事，感慨说：“想当年，谁与共产党接近是一桩危险的事。而浦熙修则甘冒风险把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接进了南京。”
石西民他们的到来，又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材料。五月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中共代表下榻处，国府路上梅园村》，报道了南京地方当局为中共代表团找妥驻地的消息。
这时，正是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前夜。一方面，在张家口附近，在晋东南，特别是在东北，已经打了起来；一方面，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处，国共两党的代表还在谈判。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民主同盟，再加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也都为促使谈判的成功发挥各自的作用。浦熙修围绕这些活动采写了不少消息。她报道了“邵力子邀请民盟代表张君劢、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今日来京，系请各方代表先行晤面，以中间人姿态，协助打开局面”。报道了“张君劢昨日午后访晤马歇尔特使，马帅甚望中国即行和平。罗隆基亦将于日内与马帅约晤。周恩来昨晚曾再度访晤民盟代表，中共对东北希望地方联合政府之实现，对于整军问题亦曾商谈”。报道了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史良等人谒中山陵的活动。她还独家报道了罗隆基与马歇尔晤谈的消息，说“马帅与民盟以中间人看法，政府态度并非完全硬性而无商量之余地”，消息并且暗示了近日即可发布停战令。
六月六日，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下令在东北停战十五天。在七日至二十一日的停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和谈，第三方面也积极从旁促进。浦熙修在报道中，介绍了民盟的立场。她把罗隆基对她说的一句话也报道出来了：“国共打仗，中间人劝架，不许打仗，是谓中立。但争取民主、自由，则无中立可言，因同为被压迫者也。”这对于民盟当时所持的中立态度作了很好的说明。就政治立场而言，民盟是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一边的。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没有谈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周恩来又同时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到三十日为止。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都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已经开始的内战能够停下来。看到这次停战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很是着急。为了表示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促使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向有关各方呼吁和平。代表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团员中有篑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等知名人士，代表团秘书为胡子婴，此外还有两个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浩浩荡荡给他们送行的各界人士五万多人，在车站举行了欢送大会，陶行知、吴晗、林汉达等人发表了讲话，表明反对内战的坚定决心。送行之后，数万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
当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的时候，遭到了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马叙伦、阎宝航等人都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代表民盟总部前往欢迎代表团的叶笃义，也都被打伤。而以雷洁琼、叶笃义和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伤势最重。
这件事在浦熙修的自传里写得很简略：“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我得到中共代表团范长江的电话，和《大公报》记者高集等前往下关车站欢迎。不料当晚就和代表团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毒打，称为‘下关事件’。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我也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当局。党的关怀和群众的纷纷慰问，大大鼓舞了我。养伤一个月，伤好后，我还干我的记者工作，干得更起劲。”
当时现场情况，雷洁琼回忆说：“我们代表团刚出站台收票处，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涌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在场的军警，视若无睹。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的人被推推拉拉，隔开成两部分人，马叙伦和我还有几位记者被推进了候车室，阎宝航等四位代表被推进了西餐厅，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吵闹不停。这时，浦熙修、高集和其他报社记者向‘难民’们说明身份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又被门外的暴徒包围。人群中有人高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即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不得已，记者们又只好退回候车室。这时围在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一涌而进，高声喊打。顿时，桌椅、汽水瓶、茶杯一齐飞向我们头上，马叙伦被打得受伤很重，浦熙修和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和手提包。我拼命抵抗，手被抓破，流血不止。混乱中，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皮鞋猛抽我们两人。她的鼻血流在我脸上。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叫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就行了……’这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这一场暴行从晚七时持续到十二时。浦熙修的伤情，据《新民报》的报道，记者当她在医院包扎伤处时候看到的：“浦熙修头发蓬松被打手扯去很多，头部左边、臂部、腿部、背部为打手四度凶殴，受伤不轻，衣服撕裂，皮包被抢，手表及钢笔两枝亦为劫去。”
浦熙修的自传说，她“养伤一个月”，事实上她遭打受伤之后才半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七月九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发表了她采写的马歇尔设宴为即将到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饯行的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马歇尔这样一件事：“日前当山东国大代表去拜访他时，代表们声诉山东共产党如何烧杀奸掳的事实，般般列举。马帅说：‘你们只说了百分之六十，那百分之四十，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但我要问你们的，你们前来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人民？’代表们说：‘我们当然代表人民。’‘你们既代表人民，那么为什么对于政府的贪官污吏不检举？美国并不是如何地富裕，联总（引者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的救济物资，我们也是由节衣缩食而来。但运到中国后，政府的官员拿来卖了，并没有全部直接交给老百姓，你们为什么不检举，假若你们只是控诉共产党的罪恶，我又不是共产党啊！’马帅激昂慷慨一番，代表们哑口无言。”浦熙修写这一段话的时候，眼前想必浮起了半个月前在下关遭遇的那一批“苏北难民”的形象吧。
马歇尔的调处并没有能够使内战停下来。在安徽、江苏、山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更进占了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蒋介石认为这是他重大的军事胜利，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际是宣告和谈破裂。周恩来也就返回延安去了。
在周恩来离开南京的前夕，浦熙修前去话别。后来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依依不舍地在梅园新村他那里留到深夜二时才告辞回家。我觉得他们这一去，我将没有依靠，会迷失方向。周恩来同志对我关怀备至，要我少外出。他的临别赠言是：‘多读点书吧！’那晚向他告别的人多极了，他没有很多工夫给我多加阐述。范长江同志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进入一九四七年，内战愈打愈大。二月底，国民党方面迫使各地中共代表团人员撤退。正如周恩来致蒋介石信中说的，这表示蒋已经“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三月七日一早，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即乘美国军用飞机撤回延安。在撤离前夕，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代表团人员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时，必须取回一包放在《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重要文件，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就把这事委托给浦熙修了。浦熙修在惊险中办了这件事。这经过，钱辛波回忆说：“《新华日报》筹备处在中山北路美国新闻处的隔壁，这两家的后门相隔不远，都在一条弄堂里。那时我经常到美国新闻处去，对环境相当熟悉，浦熙修就拉了我和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从美国新闻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敲开了《新华日报》的后门，几句话一说，里面马上递出一包用布裹着的东西。浦二姐接过包裹正要离开，被在周围监视的特务发觉，四下里哨音大作，我们急忙走进美国新闻处，出前门，坐上报社的汽车就走。车开到新街口，发觉我们被一辆吉普车盯住了。浦熙修和我改变了主意，要司机把车开到美国大使馆去，想借口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之机，摆脱特务盯梢。谁知那辆吉普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就是不走，待到我们从那里离开，这条‘尾巴’又跟上了我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们要司机把车开到国民大会堂邵力子秘书长的办公室前，以为这样特务就不会跟在后头了。哪想到吉普照盯不误。浦熙修见此情形，对我说，为了把东西安全送到，我们就索性去梅园新村把东西交给梅益吧。结果，待到我们开进梅园新村，特务的吉普掉头就走了。在这次经历中，浦熙修的沉着冷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托她办这事的梅益在悼文《勇敢机智的浦熙修》中说，她“甩掉了追踪的特务，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我的重托。上述事例已不是什么记者和发言人的一般关系了。八日中午，我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食堂同承志、长江等同志谈起这些事时，大家都深为感动”。
三月六日晚上，浦熙修到梅园新村同他们话别。她在自传中说：“董老等撤退的时候，我真正难过极了，我觉得党将完全离我而去。我曾向梅益同志申请入党，我要和党保持一线的联系。”这事后多年的记述，写得简略，当时对同事邵琼说的要详细些。邵琼在悼文中说：“中共驻南京和谈代表团撤退前夕，浦熙修几乎在梅园新村整整逗留了一夜，缠着董老和梅益，求他们将她带到延安去。后来她将此事告诉我时，情绪仍然难以自控。她说，那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一个晚上，‘我眼睛都哭肿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们。那次走成了，该多好！’……她说，那天晚上董老开导她，说她留在南京比去延安作用更大。梅益也说，她的岗位在《新民报》。梅益分析，现在内战战场上，蒋军一个月就要被我们吃掉十来个旅，要不了两年，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就要翻过来。他甚至准确地预计到，明年中秋节前后，解放军就可能拿下天津，基本上解决东北和华北的问题。那时候，蒋介石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浦熙修说，他‘说来说去一句话，要我在南京等解放。’”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不断失利，在后方更是物价上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南京、上海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北平、上海等地学生更在纪念“五四”的活动中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为了镇压学潮民怨，国民党政府于五月十八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予各地方当局紧急处置之权。可是学生藐视这样的禁令，五月二十日，南京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七千余人上街游行。当局用军警、马队、水龙加以阻挡，造成流血惨案，学生受伤的三十余人，被捕及失踪的四十余人。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发的通稿说是警察和学生“互殴”。浦熙修说，“不管怎么着，《新民报》总该讲公道话。”
采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邵琼回忆了当年的情况：“稿子该怎么写，我和赵乃心（按：现名李天民）分了分工，就各自动起笔来。浦熙修坐镇编辑部，我们写一张，浦就审一张，发一张，编辑部——排字房——校对组，小样再回到编辑部，一环扣一环，《新民报》这部老爷机器从来没有这样协调过。”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刊出的《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学生联合游行，发生流血事件》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关于这事，浦熙修在自传中有简略的记述：“一九四七年南京的大事件是‘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新民报》采访部报道得最详尽，第二天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我在报社坚持到深夜，不许编辑部改动、删改，也抵制了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
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二十年》一文中说及此事：“《新民报》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受到了学生们的重视，五月二十一日的日刊，就被各大学学生增订了三万份，分送传阅，这又大大地鼓舞了《新民报》。可是另一方面，首都卫戍总部就天天派特务军官到南京社编辑部纠缠。编辑部没办法，只得派一位能言善辩的记者来专责对付。特务军官就二十一日日刊所载学生消息逐字究诘，搞了好几天，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所载语语是实，只是军学冲突起点处，差了两间铺面。”由此可见，一，浦熙修说的，“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还说少了。二，这篇报道还经过这样一次特殊的审查，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后来，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中的《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收入了这一篇报道，更显出了它公认的史料价值。
针对“五·二○”事件，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中指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中国境内的第二条战线，并且指出：“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浦熙修在为《观察》周刊写的时评《荡漾中的和平运动》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学生运动是正在扩大发展中，‘五·二○’那天，学生代表大声疾呼说：‘这才是开始，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一二·九’运动是揭开了抗战的序幕，那么‘五·二○’惨案或者是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前奏。”
这时，新民报受到很大的压力。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当局勒令《新民报》上海版和《文汇报》、《联合晚报》三家报纸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布雷还让人带口信给陈铭德，要求《新民报》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和南京社的浦熙修，被陈铭德拒绝了。
浦熙修在自传中说：“‘五·二○’学生运动后，在南京已经很少有可做的事。因为当时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我于是不断写些‘南京通讯’寄到上海《观察》、《展望》等周刊杂志去发表。”一九四六年九月创刊的《观察》周刊，储安平主编，作者多是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解放战争期间颇有影响的政治时事性刊物。正如研究者谢泳所指出的，“《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浦熙修为它写稿，就不是偶然的了。她在《观察》上发表了《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千回万转中‘新政府’揭幕前后的透视》等好些篇政论性的通信。比起四开报纸《新民报》上的短小稿件，这些可以说是长篇大论畅所欲言了。这些通信的内容充实，有很大的信息量，而倾向也更鲜明，和整个刊物的态度是合拍的。
就是她以为“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一次采访活动却值得一提。关于这事，钱辛波回忆说：“一天，浦熙修和我坐车经过上海路孙科公馆，她建议去访问一下孙科，看看他对时局有什么见解。那时，孙科是国民党政府副主席，他的言论往往随时局变化，一会儿亲苏，一会儿反苏，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在孙科公馆前下车，递进名片，对是否能见到孙科全然没有把握。没想到他传出话来，马上就见。原来孙科正打算发表意见，而有所准备。他见面以后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孙科是国共谈判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谈话就从和谈能否恢复开始。对我们的提问，孙科马上明确表态，目前没有和谈可言，已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不是国民党打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次的访问记发表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各大通讯社纷纷转发，引起了各方注意。
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这篇评论中，就根据这一报道指孙科为“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这里顺便说一句：《毛选》中有关这一材料出处的注释是欠准确的。原注说：“这是孙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其实《中央日报》不过是转载，美联社不过是据以发了电讯，这一次孙科的谈话，并没有接见他们的记者。再附带说一句，《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一书没有收入这一篇，是一个遗憾。
一九四七年，在浦熙修的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她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了一步，以及和袁子英的离异。她在自传中回忆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的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了我的离婚。一九四七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姐姐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为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
浦熙修和袁子英离婚，在他们的熟识者中间，并不是一件叫人感到意外的事情。有同事说，在重庆的时候，到她家去吃过好几次饭，一次也没有见到她先生。她子女也对人说，那时家里的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也说不到一块。两人志趣不同，这一婚姻的感情基础是并不坚牢的。在重庆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成了她倾心的偶像。现在时有接触，事情就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了。
金若年是当年民盟总部的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罗隆基的后院。他回忆说：“浦熙修和丈夫袁子英多年来因志趣差异，感情不和，一直在闹离婚。另一方面，浦熙修从重庆到南京在长时期的新闻采访中结识了罗隆基。罗当时担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和记者们经常接触。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他同中共代表王炳南合作得很好，在与国民党代表的斗争较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显著的新闻人物。浦熙修在和他的长期交往中，对他思维敏锐、才华出众，以及他的政治倾向和风度都十分钦佩。罗隆基早年与王右家结婚，但早在昆明时，因两人感情不和离婚。罗隆基长时期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有好几个女友和‘干女儿’经常来找他，但他对浦熙修还是十分钟情的，久而久之彼此就结成密切的友谊。由于罗隆基的介入，更增加了她对袁子英的矛盾，……她在新民报老板邓季惺的支持与帮助下，出面说服了袁子英，同意于十二月一日举行一个由双方朋友参加的茶会上，浦熙修与袁子英正式办理了离婚签字手续，并在报上刊登离婚启事。浦熙修于离婚后的第二天就乘机去了北平，和她的大姐浦洁修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补偿她多年来精神上所经受的许多创痛。她在离开南京时给罗的信上说：‘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四 坐 牢
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更加紧了对民盟的迫害。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公开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十月二十日，军警包围了南京民盟总部。这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每一外出，都有军警特务尾随盯梢。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宣告解散。这时，罗隆基也就到上海住进了广慈医院，他和留在南京的浦熙修书信来往不断。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
报纸被封，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了。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托钦本立约浦熙修写“南京通讯”，约定每月写四篇，港币百元。她对写通讯还有兴趣，生活也可以维持，于是就留下来不走了。
徐铸成约她写“南京通讯”，算是找对人了。她的文笔和见识早已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当局不许她再以记者的身份活动，但是她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先看看报纸上的消息，从其中找出一个反蒋的主题，加上采集到的信息，归纳分析，写成一篇通讯，寄给上海的钦本立，由他转寄香港。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开始出版。九日、十日连续两天，刊出了浦熙修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副题是“改革币制内幕”。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济南失守前的南京》、《济南易手后的南京》、《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今日南京》、《金圆券的下场》等一系列文章。因为这时她已经不能用本名发表文章了，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用的是“本报南京特派员青涵（或青函）”的署名。这一组文章相当充分地写出了蒋介石统治临近覆灭时候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围绕着当时的两件头等大事展开，即战局和币制改革。文章对这两件事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是王牌么？》谈的是币制改革的内幕，是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提供的材料。他太太郁风在《新民报》编过副刊，浦熙修因郁风的关系去找他帮忙。黄苗子这位艺术家虽说长期在国民党方面做官，心却是在共产党这一边，一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共产党做事。只看浦熙修在他帮助下写的这篇谈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不但有局外人无以获悉的“内幕”，还有只有财政金融专家才能够作出的精辟分析。
蒋介石在八月十九日下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浦熙修在九月三日寄出的这一篇一开头就说：“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力主发行新币的，他的如意算盘，一是靠增加税收，二是希望缩减军费，三是指望美援。针对这三项，浦熙修的文章分析说：增税一项，同原来预算相比，货物税、直接税增加十倍，盐税增加近六十倍。国税署署长认为“绝对办不到”。文章说：“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这样的重税真不知从何处去收敛。”军费一项，文章说：“战争不停，军费必将继续膨胀。……改革案最要一点是提高了士兵待遇。士兵每月几百万的饷银，如今增加成每月两千余万，而王部长却希望减少军费，这岂不是奇迹？”至于指望以美援来弥补预算，文章引用了美方所表示的态度，指明“大致要成画饼”。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指出：“总之内战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平衡，物价也无从稳定。这局面拖下去，今天的金圆券，能保证不变成当年的法币大钞吗？”
这篇文章还对蒋介石强行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外币一事分析说：“这次改革币制方案，在经济专家看来，在老百姓看来，都看不出什么是处。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在位者精明的打算。这是当权者可进可退能战能守的策略。当然今天局面一切决定于战场。有了二十亿的三百万元一张大钞，今后总可以打几个硬仗的。战而胜，一切问题迎刃解决。战而不胜，白纸换来的黄金美钞，亦有个万一的充分准备。”
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果然，不久就证明了这是一张烂牌。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
这篇文章结尾说：“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时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五个月，有人估计三个月。今天距八·一九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做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出的《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了。
当时节节败退的战局，是公众关心的另一个热点。浦熙修的这些“南京通信”中对打败仗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她指出，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干扰战场上将领的指挥：“在开封沦陷以后，立法院追问何应钦的军事责任，何应钦很坦白地说，国防部并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一切军事胜败的责任都在总统身上。据说襄阳之战，康泽被俘，结果也闹到白（崇禧）总司令与总统彼此不欢。总统命令康泽死守待援，总司令命令康泽相机撤退，康泽当然接受了总统的命令，于是绥靖主任就做了共军的俘虏了。”“何应钦部长推参谋总长来报告济南战局。而参谋总长又说：‘地方守军直接向总统报告，总统亦直接用电报指挥死守待援，这些与参谋总长无关。’”
原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的解放。浦熙修分析吴心怀二志的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央有意消灭异己”，以见蒋军派系矛盾和蒋介石的私心，军队离心离德，也是致败的一大因素。
十一月七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八日，第三绥靖区副总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战线出了个大缺口。十日，徐州剿总最大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又在碾庄附近地区陷入重围。整个战役刚一开始就败象已现了。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每天不断有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经接近它的末日了。她要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一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杜威落选、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必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他们确是在咬紧牙关，忍受这黎明前的黑暗。”
这篇在当时一定会激动人心的文章，却没有能够寄到香港《文汇报》去发表。因为，正当她刚刚写完这一篇的初稿，十一月十六日深夜，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闯进她家，把她捕去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了被推翻的恐惧，他害怕了，于是他加紧了镇压的行动。就在这一天，他发布了总戒严令。浦熙修就成了这一戒严令下被捕者中的一人。
最初，浦熙修被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她同一天被捕的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几个女学生和她同关在女牢里。她很坦然，觉得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两个孩子已经由他们的父亲带去，没有牵挂了。她也想起了罗隆基，总觉得同他交往这事有些不好办，现在倒好，可以从此一了百了。能够为革命牺牲，也是无限光荣。
在卫戍司令部，她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是照例的过堂，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次，把从她家里搜去的信件、日记、文稿等等摘录出来，详细讯问。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因为她只是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而已，并不存在什么他们要找的证据。
陈铭德设法来探过监，告诉她，正在设法营救，但事情并不容易。她很安详地对陈铭德说：“这次我大概难逃敌人的毒手了。”神态自若，显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十二月初，浦熙修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里。这里的情况就比卫戍司令部更坏许多了。两个人一间小黑牢，上下铺。牢房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可以透入一点光线。晚上大铁门一关，更是阴气森森，听见的只有从别的牢房传来的脚镣声。这里也不让同外边来探监的人见面。
狱中的情况，当年关押在一起的青年医生陈德蕙回忆说：“到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浦大姐和我同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女牢里，她睡下铺我在上铺。牢房的顶全部用铁栅栏密封，四周都有荷枪的看守严密监视。早晨大家被赶到号子里端的小屋里用刺骨的冰水洗漱，倒便桶。每日三餐牢饭是由看守从牢门上一个只能看到一半面庞的小门洞里送进来。浦大姐胃不好，常咳嗽，她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外界消息的封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生活异常清苦，咳嗽一天一天加重。”
在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跟浦熙修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文萃》周刊的编辑陈子涛、骆何民和经理吴承德（又名吴二南），还有卢志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一天，浦熙修听到了卢志英的声音：“浦熙修，我知道你。”尽管不能见面，他还是从男牢给她传过来许多字条，还有他写的许多诗。他要大家坚定信心，革命就要胜利。在共产党难友的鼓舞之下，浦熙修情绪更振作起来。这些政治犯们时常在谈论中设想解放军前来打开牢门的时候大家欢乐庆祝的情形。卢志英听到浦熙修彻夜咳嗽，还叫狱卒给她送过来一瓶鱼肝油。这患难中的关切很使她感动。
卢志英还真有活动能力，他买通狱卒，常给他弄来一些书报杂志。这样，他们在牢里对于外面的局势也能大致有所了解。
姐姐洁修从《世界日报》上看到熙修被捕的消息，很着急。她从北平跑到上海，找到了罗隆基，请他设法营救。罗估计这事很严重，营救不会成功。为了尽人事，他还是给南京的权要写了许多封信。有些信件是由洁修拿到南京，由她的父亲亲自送交收信人的。送信去，有的人拒绝接见，有的人虚伪地敷衍一番。张道藩说要请示“立公”，而陈立夫说还要调查。有的人甚至干脆大骂浦熙修一顿。父亲救女心切，还是百折不挠地天天到这些人门前去恳求。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邵力子的态度还要算是好的，他老老实实的说：当权派不肯放人，着急也没有用。洁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回北平去了。
罗隆基也想到过到南京去营救，但是也没有门径，弄得不好，自己还会被抓起来。在重庆采访中认识的参政员张潜华，这时是立法委员了，他也为营救浦熙修奔走，也没有结果。从官方得到的答复是：几次要抓她而没有抓，现在抓了，就决不轻易释放。浦熙修在狱中，并不知道外面营救的这些周折。
浦熙修被捕这事，也影响到了罗隆基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底，叶笃义奉命劝说张澜和罗隆基去香港，并且说有办法帮助他们安全离开上海。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不肯走。而张澜的态度是：“努生（罗隆基字）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也不肯走了。不久，张澜和罗隆基就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陷入了险境。
在淮海战场上，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全歼；而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更已经陷入重围，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蒋介石已无可战之兵。在这面临败亡之际，他显得更加凶狠，下令屠杀政治犯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浦熙修他们正在为胜利在望行将出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卢志英的脚镣被打开了，晚上十点多钟，他被带了出去。浦熙修想，大约是开堂夜审吧。大家都不愿睡觉，想等他回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后来听到在他那间囚室里有狱卒在收拾东西，接着是分赃不匀的争吵声，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卢志英的被杀害，她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两天之后，《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两人，也这样被杀害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典狱长把这些政治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政治形势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浦熙修想，大约快要释放了吧。果然，同牢的人陆陆续续被释放出去，女牢里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也就在这一天，关在宪兵司令部的政治犯都被弄走了。一些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关押，一些是被杀害。《文萃》周刊的吴承德就是这天被解往宁波杀害的。浦熙修和另外的十来个人被宪兵押上一辆大卡车送到了羊皮巷军事法庭。她想，在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有人肯做件好事吧，就要求押解的宪兵给她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转押在此地。父亲接到电话，第二天果然来看她。她感觉到这里的看管已经不像宪兵司令部那样严密了。
李宗仁为了作出有诚意和谈的姿态，一月二十六日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邱昌渭是李宗仁的亲信幕僚，罗就托邱帮忙。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要人。几经周折，到二十八日，邱才把浦熙修接了出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戊子年的除夕。邱昌渭送给她一张飞机票，她立刻到了上海。
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浦熙修想立即经香港转到北平去，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来，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表老（张澜字表方）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那时罗隆基和张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
浦熙修不得不留下来。开始，罗隆基介绍她在韩鸣家住了些日子。韩鸣做过《新民报》的记者，在上海兼做生意。后来，罗又介绍她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的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她想走又走不了，住在这里，那焦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到罗隆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真要走的时候，浦熙修却怎么也不肯走了。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她想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她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如果绕道香港，又不知何日才能到解放区。她这样一坚持，罗隆基他们也不走了。
不料这一耽搁就出了麻烦。五月十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了。国民党要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现在轮到浦熙修营救罗隆基了。她去找过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请她设法，没有结果。她觉得，住在王姓家里，几乎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不是个事，就搬到郁风的母亲陈碧岑老太太家里去住。这时，她常常跟着彭文应到美国领事馆去探听消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那天，张澜、罗隆基才被救出来。
浦熙修算是如愿以偿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五 适应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浦熙修随张澜、罗隆基等人一同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临离开上海前，《文汇报》刚刚在上海复刊。因为浦熙修有为《文汇报》香港版撰写“南京通讯”的渊源，徐铸成很看重她的才干，让钦本立给她送来了聘书，请她在北平建立和主持《文汇报》的办事处。到了北平之后，陈铭德、邓季惺要她回《新民报》。而胡愈之、萨空了认为她是民盟盟员，应该到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去，这张报纸刚刚在六月十六日创刊，正需要人。她很兴奋，不但失业的威胁一去不复返，面前还有三个工作可以听凭选择。
《新民报》当然是关系最深，可是那时报社里劳资纠纷正严重，浦熙修是和资方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股东之一（她获得过报社员工按年资和出力程度的赠股），觉得这关系不好处理，只去干了一个月就不去了。
去《光明日报》的事，她同罗隆基商量，罗以为盟内的事不好搞，这张报纸也不易办好，不主张她去。她想也是，自己当初入盟就是抱的无所谓的态度，现在革命已经胜利，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她对自己这“盟员”的身份也不当做一回事。罗隆基赞成她搞《文汇报》的北平办事处，这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浦熙修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就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呀！”使她感到无比的兴奋和亲切。
徐铸成也是出席新政协的新闻界代表，九月初，就提前从上海来北京了。九月十日，他和浦熙修同到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看定了房子，决定租下来作驻京办事处用。他交给浦熙修六万元以备急用，其余的再由上海汇来。在这些日子里，她要出席会议，要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还要抓办事处的开办工作，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忙过来的。在当时徐铸成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点滴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政协会议）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
同月二十九日：“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
据重庆《新民报》同事韩辛茹回忆说：“记得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东单青年宫剧院的一次会议采访中。她已经离开《新民报》，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工作。她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已被打垮，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当年在重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人，比一般人更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真应该加倍努力工作。’”浦熙修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工作的，能够有这样高的干劲和这样高的效率就不奇怪了。
现在，她有了称心的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她和罗隆基的关系这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罗的才学和风度早就令她倾倒。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中的共同斗争更加深了友情。就因为他的出现，使她最终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袁子英离了婚，被捕以后他多方设法营救，最后还是他找人救出来的，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因为自己想留在上海等解放，他也陪着不走，因而陷入险境，可见对自己的感情……两人都曾经有意结婚的，以前是环境不许可，现在解放了，条件根本改变，按说他们要结婚的话，是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关于这事，她在自传中说了一个大概：“与罗隆基的关系也是我解放后一大苦恼问题。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他也无意与我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她说得很简单。女儿冬林的悼文说得详细一点：“现在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就见过他。由于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中共代表团先后撤走，从此娘少了一个可以常常走走、谈谈心的地方。中共代表团留下的财产是交给民盟中央接受并保管的，民盟接受这个任务冒很大的危险。这时民盟中央也就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这说明党对民盟的信任和两党的亲密关系。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从而与罗有了深交。那时我正在上初中。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娘在众人的反对下，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是听了话，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一九五二年，我在长春空军部队时，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妹妹安修远在解放区，对罗隆基这个具体的人不会有多少了解，为什么会“反对尤力”呢？她反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资产阶级政客”这话很难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说法就没有那么难听了。中国民主同盟，就正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安修的丈夫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熙修的记忆里，民盟，罗隆基，坚决勇敢地同国民党作过斗争，也是革命党；她不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这个指示是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彭德怀当然明白中央的这个意图。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上的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即使是同罗隆基这种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浦熙修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回顾往事，说到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四年去看望范长江，“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可见同罗的关系成了她争取入党的主要障碍。个人感情事小，政治追求事大，今后同罗就只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了。
可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要把多年的感情一朝割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她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陈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到青岛开会，找到了在青岛大学工作的同学黄春云，遇到了住在同一旅馆里的陶强。当我和黄、陶三人出门游览时，又遇到了熙修，这样的巧合真使我们惊喜交集……我感到熙修似乎有心事，悄悄问是什么事使你闷闷不乐？她一如以往那样坦率地告诉我：妹妹安修再三劝她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而实际上，她与罗双方早就无意结婚，但和罗的关系始终使她苦恼。”
这已经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了，她还在为此事闷闷不乐，放不开。事实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终她一生，也是放不开的了。
浦熙修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中，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却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上面曾经想调她去参加创办《新观察》的工作。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解放以后复刊，改为半月刊，办了半年多，办不下去了。在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十四期上刊出了一个《〈观察〉改组声明》，说：“《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重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七月一日，《新观察》出了创刊号。刊名的字体同原来的《观察》完全一样，显出了一点承传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刊物。就这样，用可说是温和的手段消灭了一个有影响的旧刊物。像《观察》这样知识分子放言无忌的刊物在新社会是不能容纳的了。在筹办《新观察》的时候，领导方面对这事颇为重视，想办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取代原来那个颇有影响的刊物。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把浦熙修、戈扬、子冈和郁风四人找去，要她们去办《新观察》。他说：“我想了好久，我想请四个女将来办一个风行全球的杂志。”浦熙修没有去，还是留在《文汇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北朝鲜的人民军有二十万兵员，有重武器。南朝鲜只有六万军队，没有重武器。战争开始，人民军势如破竹，三天即攻占汉城。到九月初，人民军推进到了釜山外围，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五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陷入了困境。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十月十九日中国“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十七岁的袁冬林和十五岁的袁士杰都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冬林回忆说：“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都很支持。我报名参军后回家告诉她，她还说我一顿，问我是否怕她不同意才不先告诉她。记得广播电台访问娘和我时，她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一九五一年三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取道天津、沈阳、安东（今名丹东）进入朝鲜，到前线去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五月八日才回国。这是一次艰苦而且危险的活动。同去的徐铸成回忆说：“当时我空军力量微弱，制空权尽握之敌人，所以白天不能活动，每晚出发，几乎必经过平壤。平壤已成一片瓦砾堆。漆黑中经过，今晚看到的残垣和烧焦的零星房屋，第二天经过，也许就一点也找不着了。因为美机还天天向这废墟轰炸。”“我自入朝以后，难得吃一顿饱饭。当时朝鲜万分艰苦，白天不能举火；朝鲜同志招待甚热情，但每顿只能是冷饭、片鱼、干菜，为了优待，冷饭里还拌以牛油。我从小不吃鱼腥及牛羊肉，对此，只能勉强吞下半碗冷饭。”还有危险，“在慰问中，曾牺牲了几位代表及文工团员，天津闻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霆（艺名‘小蘑菇’）即其中之一。至于在慰问中爬山涉水而受伤流血者更难以数计”。
浦熙修这慰问团团员，同时还是个记者。她写了不少朝鲜通讯，当时登在报纸上，后来和徐铸成等人写的合编为《访朝归来》一书出版。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已经为国人所知晓，再来看当年发表的这些报道，不难发现失实之处。这里只举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例子。浦熙修在《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一文中，说了人民军近卫师团的战绩：他们“曾打到洛东江，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他们在敌后也曾俘虏了五千美军。去年十二月间，他们终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涟川会师”。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所著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说，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向美方提交的战俘数字，美军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国家军队一千二百一十六人。两项合计才四千四百零九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朝两军俘虏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全部数目。人民军近卫师团一支部队在敌后打几个月游击俘虏美军的数目怎么会比这总数还多呢。这种文章，不能看作是对事实的准确报道，只不过是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材料罢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浦熙修随着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人员飞往迪化（今名乌鲁木齐）进行传达。这期间她也写了一些新疆通讯。在《迪化印象》一文中，写了“中苏合办的乌苏油矿及有色金属矿也都已开工了”，是把这当作一项成就、一件值得宣传的喜事来写的。这里说的，是执行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的情形。这可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喜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这件事的：“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决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他说的“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是说他一九五四年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时候的事。他同周恩来会谈，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将上述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中国。移交后，将上述公司分别改为新疆石油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
回想一九四八年浦熙修为香港《文汇报》写的那些“南京通讯”，真可说是目光如炬，观察分析真可说是入木三分，多年之后读来都可以感到它的生气和史料价值，充分显出了一个政治记者的才能。现在遇到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些题目，却只能写出这种人云亦云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文章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虽说不能表现出她过人的观察力和笔力，却充分表现出了她一心向党的忠爱之心，每篇文章，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中央宣传部当时的宣传报道要求，她自觉自愿地把写这种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品当作自己的职责。
浦熙修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她这样努力按照领导的意图从事写作，从事报道，可是领导方面对这张《文汇报》却并不满意。当年国民党不满意这张报纸，办法是查封。可是现在，对于这张过去帮过忙，而且在读者中很有声望很有影响的报纸，却不宜用查封这种激烈的手段，而打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将它消灭。想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将文汇报改为青年团的机关报。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还介绍徐铸成到团中央同廖承志、荣高棠商谈过，在报名上徐铸成舍不得放弃“文汇”这两个字，没有谈出结果来。《文汇报》还是继续出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办事处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谢蔚明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之前，文汇报是私营性质的报纸，发行和广告费左支右绌，善于理财和经营的总经理严宝礼也陷入困境。这给主持‘北办’的浦熙修带来了困难。她曾经给严宝礼写过这样一封信告急：“九月份共收到汇款百万元，而支出为一百七十万元，我除了把薪水全部垫出外，还拉了不少债。”
消灭文汇报的第一个方案没有被徐铸成接受，于是又设计好了第二个方案。一九五三年，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上海市教育局长以及团市委的领导都参加编委会，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从一张对开报纸改为四开两张，大部分篇幅刊登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材料，只留一个版登载时事综合介绍。报名不改，性质可是改了。这是向后来改名为《教师报》、迁往北京出版跨出的第一步。
一九五四年九月，徐铸成作为广东省选出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期间，他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多次商谈改为教师报迁京出版的具体步骤，大致作出了决定。有关领导还考虑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的去向问题，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徐铸成的得力帮手，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并想把浦熙修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编《旅行家》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李庚还到办事处当面敦请。为了这事，黎澍还给徐铸成写信，请他促成这一调动。这一方面自然是看重了浦熙修的才能，一方面也是觉得改为教师报以后缩小了规模，摆不下这样一员大将了吧。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汇报停刊，五月一日，《教师报》在北京创刊。一张日报变成了一张每周出版二次的专业报纸了。徐铸成变成了教师报的总编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每周只须到报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文字怨而不怒，颇为含蓄，却也流露了髀肉复生的感慨。有人是看出了他的这种情绪的。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56年）六月初，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周两期的专业报，怎么会使你过瘾？’”姚溱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的事业心，他看出了《教师报》这个场地是不够施展徐铸成的抱负的。在《教师报》工作的浦熙修，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呢？
六 “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斯大林，开始揭露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第一次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
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两千知识分子发表讲话，讲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人们渐渐感觉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点较前宽松的意思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汇报》有了复刊的机运。复刊的经过，浦熙修在自传里说：“我和徐铸成住在城内，每日到《教师报》上班。我们觉得《教师报》是三日刊，又是专业报纸，用不了这么多人，有人民教育社的人就足够了。后来严宝礼进城也谈起这件事。我们就想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中宣部。中宣部接见我们三人的是张际春。我们说了上面的意见后，就问《文汇报》是否可以考虑复刊，不料张际春竟答可以考虑。过了一些日子，我又打电话问张际春考虑的结果。张说：你们拿个《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来吧！我告诉了徐铸成，徐用一个午饭的时间就拟就了。我和徐铸成当天下午就去见了张际春，张完全同意，于是《文汇报》就积极筹备复刊了。徐铸成向人民日报借用钦本立代替张树人回上海筹备复刊。徐铸成对于北京办事处人员的安排说，可找秦柳方、王易今等老人，因为我解放前不是文汇报的，所以不认识，就没有去找。但梅朵、杨重野等老人要求进文汇报，我请示钦本立后都同意了。文汇报十月一日复刊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说一炮打响了。就是说销路很好，超过十万份。”
《文汇报》复刊这事的经过，徐铸成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他说到了邓拓所起的作用。邓拓对于报纸工作有着更开阔更通达的眼光。他曾经对徐铸成说：“我觉得《文汇报》停刊很可惜。它有别的报纸所无法代替的特点。”他对《文汇报》复刊之事，更是全力赞助。他应徐铸成的要求，把钦本立还给《文汇报》。徐在草拟《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的时候，他也贡献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文汇报》复刊以后，浦熙修被安排为六个副总编辑之一，具体主持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复刊后的《文汇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办报，面目一新，深受读者欢迎。
在一九五六年，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在二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浦熙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多人。徐铸成也应邀从上海前来赴会。三月十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徐铸成回忆说：“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在座谈中，毛对前些日子《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的讨论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回忆说：“接见约有一小时许，最后，毛主席还和参加者一一握别。离开中南海后，我就叫汽车直驶灯市口北京办事处，向全体记者细细地把这次会见的详情复述一遍，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大家公推姚芳藻一字不遗地记录下来。经我审看一遍，当晚即航寄上海本报。不仅《文汇报》中引起轰动，社外人士如周谷城先生也亲来观看。”
在接连举行的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各界陆续展开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和揭露。百花齐放，舞台上一些传统剧目开禁了；百家争鸣，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论点。各个报纸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这一些，《文汇报》大约可以算是做得最自觉最努力的一家，徐铸成要在贯彻毛的新方针中间尽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报答毛的赏识和知遇。
这时，徐铸成所受到的重视甚至超过他自己的预料，他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原先他听说是副团长，后来知道竟是团长。他并且获悉，已经预定浦熙修参加九月出发的新闻界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姚芳藻则作为记者，下半年赴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三项国际活动都有《文汇报》的人参加，足见上面对《文汇报》的看重了。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三月十二日结束的，只过了半个月，二十七日，徐铸成就率代表团启程赴苏联了，直到五月九日才回国。回国后他即忙于写访苏见闻，没有立刻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
四月十五日，浦熙修也作为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团的一员启程赴黑龙江视察，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
在他们两位都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于五月一日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正在开展的“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报纸版面是更加热闹了。另一件更大的事情是当时他们所不会知道的，就是在五月中旬，毛泽东下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党内已经按照他写的秘密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几个相关的指示，在从容布置之中。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中，浦熙修回忆了这前后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自东北回京后，因为整理参观访问材料费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办事处记者的冲击力量很大，我也无心去整理材料了。五月二十七日起，我又负责办事处的工作，接着也就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如发出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墙’，同意发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等稿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又给陆定一打电话，问是不是收了。九日，我的头脑比较清醒些了。上海《文汇报》党组钦本立打长途电话来，要我即赴沪。我十日乘飞机去上海，六月二十日回京。”
就在浦熙修在上海短暂停留中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向《文汇报》发射了第一发重炮炮弹。这天报纸上刊出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署名“本报编辑部”，其实是毛泽东的手笔。他以转载姚文元的一篇短文为由头，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
《文汇报》当然感觉得到这批评的分量，报社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表示接受这个批评。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说，中宣部是爱护《文汇报》的，对这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倾向，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错就改，不要情绪波动，要经得起考验，并说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回到北京，浦熙修即写了一篇《划清界限，参加战斗》，表示要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文章里，她还以一种坦然的心情辩解说，“《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她把这篇稿子送给彭德怀看过，才寄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表态是虚，辩解是实，当然是不能蒙混过关。
几天之后，来了更重的一击。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的意义远不止批判一张报纸，它是正式声讨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的檄文。毛在这篇社论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具体到报纸，社论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为了把罪责落实到具体的人，社论中写了这样惊人的一段：“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在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对徐铸成，还有一点笔下留情，只是以“文汇报编辑部”一语代之，虽然人们一看就明白说的是谁，总算是还没有挑明。对浦熙修就完全不留情面了。毛在执笔写这篇社论的时候，当然是完全了解浦熙修同罗隆基的私交，所以如此行文。可是广大读者并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层关系，于是《人民日报》就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此加以诠释。
浦熙修从此就担当了给这篇社论作注释的重任，她必须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交代她对罗隆基的了解，交代罗隆基怎样通过她来控制和指挥《文汇报》的。在多次批斗她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围绕这些题目追问她。
罗隆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于六月三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二十二日一回到北京，即面临了这样一个局面。六月二十五日，他出席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接受批斗。会上，他的老友费孝通、潘大逵、彭迪先、叶笃义等人都奉命作了批判发言。浦熙修也被通知到会。她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六月三十日民盟中央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
徐铸成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据《人民日报》报道，“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接着，徐铸成说了北京办事处的几件业务活动，都指为罗隆基控制《文汇报》的事实。《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从《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感觉到浦熙修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七月三日晚上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座谈会，这已经是毛泽东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社论发表之后了。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四个问题进行交代，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戴帽子。’”这篇报道还说了：“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七月一日发表社论批评《文汇报》，《文汇报》即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二日和三日两天的报纸上连续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我们的初步检查》，表示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把他们复刊以来的部全工作都检查成错误。例如关于电影工作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是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现在也承认是“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是错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也表示接受毛提出来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说法。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是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这篇《初步检查》还说：“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五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意见。”这当然都是浦熙修的责任。
新闻工作座谈会也在批判浦熙修。《人民日报》报道说：“在七月四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在这天的会上发言批判她的，有《人民日报》西方部主任高集，这位在下关惨案中一同遭到特务毒打的难友，有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梅朵，而《新民报》的老同事陈铭德、邓季惺也在同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的联合发言中要求她和徐铸成好好交代。这些发言批判者中，除了高集、张恨水和赵超构三人之外，其余几位后来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来作此表态发言的吧。
第二天的会，《人民日报》报道说：“七月五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会上，北京办事处记者谢蔚明发言揭露说：“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大公报》的王芸生也发言，他责问：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关系，他是怎样被吸收到北京办事处当记者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在七月十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人民日报》报道说：“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四月二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在七月十九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又责成浦熙修继续交代罗隆基的问题。她实在没有什么新内容可说了，只好重复以前座谈会上说过的事，不过把帽子戴得更大些，例如说什么“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之类。新的事实，她想出了这样一些：“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做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看来，她是把能想得起来的听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拿出来交代了。
新闻界斗完了，到了八月，又将浦熙修转到民盟，参加民盟对罗隆基的斗争。在八月十日、十九日、三十一日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浦熙修都奉命作了发言。主要都是讲一件事，就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时候，罗都是支持李宗仁的。浦熙修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讲的是李宗仁有可能向蒋介石“逼宫”的事。可是她在发言中却作了一点曲解，说是“罗隆基想做王莽”，说是“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即使从当时《人民日报》上刊出的这些材料中，人们看到她万般无奈地作的这些检查和交代，也可以想象到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了。这段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可以看看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朱嘉树的回忆：“新闻界反右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火力越来越猛，目的显然要把‘章罗同盟——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黑线坐实。罪责如此沉重，浦二姐万念俱灰，流露出寻求解脱的念头。主持北办反右运动的高集、唐海，都是浦二姐的老朋友，怕她出事，特地把她的女儿叫来陪她，防止发生意外。就在这种情况下，浦二姐还帮我检查。当时我是民盟北京市委直属北办小组负责人，我定自己的罪行是恶性发展盟员，把北办记者尽量拉进民盟。她帮我上纲上线，说那是‘以盟代党’，这样才能与章、罗的‘政治阴谋’联得上，真是天真的浦二姐，善良的浦二姐。”
这件事，她女儿冬林的回忆说得更详细些。这时，冬林是北京航空学院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她说：
“一天，同学们拿着《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报上报道了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及娘挨斗的照片，我真是大吃一惊。她解放前后被党称赞的事迹还历历在目，怎么忽然变成大右派？但深受党浸透骨髓教育的我，认为党说的还会有错？肯定是娘在哪方面有了错。不久，我得到上级组织（全国记协通过北航党委）的通知：为了斗争娘又防止意外，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娘已卧病在床，过去得的胃病与失眠症加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且要被迫写交代材料，应付每天几场的批判斗争会。娘想，自己一生热爱着党，追随着党，却被党视为敌人，她困惑不解。她求证不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政治公式的解答，她的身心被苦苦地折磨着，精神几乎完全崩溃，活不下去了。但她终于没有选择那条路，为的是想弄个明白，她坚强地挺着。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高集来做她的思想工作，促使她交代问题，后来由文汇报唐海及人民日报的常工主持办事处的反右斗争并做她的思想工作。家里有我大姨浦洁修遵照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好心的嘱托来帮助她，三姨浦安修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也抽空前来开导她。我在家一个多月，对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是默默地帮助她整理材料，与大家一样，焦急地希望她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且略略注意她的安眠药别吃多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她不得不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大家急忙运用毛泽东确定的政治公式帮助她查找‘问题’；又将这样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大家绝对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已形成‘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形势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她希望自己回到人民的怀抱，也希望罗隆基能认识党给他指出的问题去交代，早日得到人民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娘写下的一次次交代材料，一次比一次升级，才能应付不断升级的批判斗争大会需要，结果更深入地掉入那个公式所定下的‘大右派’万丈深渊。”
罗隆基可是并不承认这个公式，不承认他通过浦熙修控制了《文汇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检讨的中间说：“《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引者注：这里的‘人’，他是说毛泽东）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
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可说是全军覆没。十名记者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七人，他们是：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朱嘉树。其余三个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一九五八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销了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与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她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生涯，就此终结。
七 旧闻记者
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浦熙修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全国政协。她不能再住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了。她继母托人帮她在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友爱巷二十三号找到一间私房，租住了。房东姓吕，原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房间很窄小，简陋，而且是北房。好处是有个小独院，很安静。她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她必须适应并且习惯这身份的突然改变，从几乎是沸腾的生活中突然冷落下来。幸好父亲、继母和姐姐还不时来看望她，使她在孤寂和苦闷中得到一点慰藉。她不得不忍受歧视的冷眼。就是自己的女儿，从实习地寄信来，信封上只写个“浦熙修收”。她想，不能写同志，不能写个“先生”或者“母亲”吗？她觉得伤心。
一九五八年七月，民盟送浦熙修到中央社会主义学校学习。她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觉得只有照毛说的那样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才是自己改造的根本途径，就坚决要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她到了石景山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当地农民并不认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是他的敌人，还是亲切地叫她“老浦”，要她跟别的人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会。不久，公共食堂办起来了，就让她上半天劳动，下半天帮食堂做点管理工作。这更应该看作是没有歧视的表现。比方在湖北，王任重定出的章程，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的（见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不多久，她胃病复发，呕吐不止，只得回到城里来治病。这时全国政协新成立了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需要人做事，就把她留下来，不再回生产队去了。
一九五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作为庆典的一项内容，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消息说：“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绍、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摘掉了帽子，浦熙修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她对人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那就当旧闻记者吧。”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举行茶话会，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根据他的这个提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七月二十日成立，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并决定将征集到的材料编印为《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这个工作需要有文章高手参加。有的材料有史料价值，文字却需要加工，甚至还有需要代笔的。这样，“旧闻记者”也颇有事可做了。
机构新建，业务繁忙，正是用人之际，她就向领导上推荐了子冈。子冈这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她早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名记者，领导上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用之才，就把她调来，分在文教组工作。关于这事，梁柯平在悼文里是这样说的：浦熙修“偶遇同遭厄运的子冈。她把子冈推荐到政协文史办搞‘旧闻’，使子冈免于拖着残腿再下农村受罪。于是这两颗落难的双星，又在一起过了几年对桌而望互相切磋慰勉的日子。熙修身处逆境仍竭尽所能帮朋友一把，正是其忠厚温良所在”。子冈本人的说法却与此稍有出入，她说：“熙修实在是幸运的——没被发往边疆强制劳动，保留了政协全国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摘帽（名字再一次见了报！）后，荣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的副组长。虽然依然住得很近，但彼此往返没有了。只记得，在某些非常偶然的相遇场合，她向我强调文史资料委员会是因周总理的提议而设立的。她相信自己有过一段新闻工作的经历，为这种工作贡献微末还有信心。她甚至还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子冈。’她不是预言家，但这句话却真应验了。一九六○年，曾经在农村和工厂连续劳动，又面临下放，并且还未搞清问题的我，忽然调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作编辑。这是该委员会的一位党员副主任做主决定的。熙修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实在帮不上忙，她力不从心啊！但是巧了，我被分配在她这副组长名下当组员，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梁柯平和子冈二人说的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下调令，一个摘帽右派担任的小小副组长当然无此权力，帮不上忙，力不从心。但是向有此权力的党员副主任推荐，提请他考虑有这样一位适宜于此项工作的人员，调来以加强力量，使文史委员会的工作更快做出成绩，这就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完全可以做的了。她偶然遇到子冈，向子冈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心里就动了向有权者推荐的念头了。“相信”这两个字，一方面表示她对这一推荐是否成功并无十足把握，一方面也表示了她还是有颇大信心的。她这样做，说大一点，是想帮助一位同在难中的老友多少改善一下处境，提供一个可以回到她驾轻就熟的文字工作的机会；说小一点，是为自己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让她为自己分担一分劳累。她不过是做了一件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强调浦熙修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是并不必要的。
从子冈的这篇悼文中，可以看到浦熙修当年在文史委员会工作的点滴情况：
“文史资料委员会设在由满清顺承王府改成的全国政协机关大院的几间厢房里，房子几经维修，油漆彩画，电灯电话，地板还常打蜡，总之是够华丽的。但熙修和我隔桌相对，虽还不至于心如死灰，却再没有当年并肩采访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又巧了，四十年代在国统区曾采访过的许多军政要人，横亘了五十年代的战犯阶段，六十年代又成了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其中有若干位一跃为文史资料的专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很需要我和熙修仰视呢！真搞不懂，党的政策为什么对那些曾是‘外人’的人那么宽，而对于曾经是‘自己人’的人却如此严呢？！
“熙修在那一段感情上十分复杂……她很想在业务上和学识上追赶所熟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买了不少书，并经常认真读到深夜。但时时打断她认真读书的，是一种痛恨并诅咒自己的情绪波动。那几年，每逢重要会议场合，她总是设法避开周总理和邓大姐。有一次被徐冰同志叫住，让她去见。她时常怀念并信仰那种真诚炽热的感情。”
一九六○年一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刊出长长短短史料十一篇。虽然不知道浦熙修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想到初创时期人手不多，其中必有她的心力吧。第十一辑上刊出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却是浦熙修作为旧闻记者第一项重要成绩。同仁堂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创办于一六六九年，到那时已近三百年了，经营药材，炮制膏丹丸散，供应市场之外，更供奉御药房。它的历史情况是很值得整理总结的。据袁冬林说，这一篇是“在一九六○年，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同仁堂，亲自深入到制药厂、柜台，了解制药、配药的全过程，搬回家大量同仁堂的药目和帐本等史料阅读，花了很多心血而写成的。她认为当时不宜署自己的名，和乐松先生数次相商，文章还是按第一人称写而署乐松先生名，但这并不是乐松先生的本意”。她还有意写北京大学的校史，为此她阅读了大量的《北大日刊》等第一手材料。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一连几篇都是文教界右派分子的文章：宋云彬的《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费孝通的《留英记》，潘光旦的《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林砺儒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刘王立明的《沪江大学始末简记》，写的都是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是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章想必都经过浦熙修这一位文教组副组长之手吧。这些作者原来都熟识，大约也都愿意接她约稿的。
她对这工作很投入，努力把它做得更好些。她还有更大的抱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在日记中说：“今后计划于五年十年内一边搞史料，一边读古书，两者都积有相当基础后，能够搞出一部文化史来。”在这天的日记上，她还写下了她政治上的追求：“沈大姐（按：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这反映出她对党的一片痴情。她不知道，在她写这段话的一个月以前的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甄别右派问题作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批示，说是主张甄别的“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浦熙修作为一名钦定右派，她这申请入党的愿望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在约稿工作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的日记说：“夏衍不见，算了，不要勉强，自力更生搞些成绩，自然会有朋友。”字里行间，含蓄地流露出了一种委屈之情和对夏衍的不满。其实，这并不是（或者说主要地并不是）夏衍拿架子，拒绝接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久以前（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的弦拉得紧而又紧。会上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指为以小说反党。又进一步扩大战果，追查革命回忆录。夏衍根据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被指为歌颂王明路线。浦熙修要求会见他，为的是约稿，约他写回忆录一类的稿子，这时他当然也就无法应命了。在那阶级斗争日渐紧张的大背景之下，组稿是越来越难了。
不过她不灰心、不气馁。在刚刚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以后几天，她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社会关系还是要多方打开，才能有利于工作。这次会中稍稍拜访了一些人，觉得组稿还是有希望的，过去的圈子自己限住了，这也是一九五七年后反右的环境与心情使然，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可以恢复些关系，但主要的是要充实自己，自力更生的方针也适用于一个人的工作，所谓自助人助，千万不可存依赖思想。”隐约地流露出了反右之后受到压抑的心情。
女儿冬林谈到这段时间里的一件事情：“六十年代初，爸爸从上海给我来信，谈到他工作单位借故他眼睛深度近视要他提前退休，他一家四口生活困难。娘知此情况后，致函上海多位老友（曹仲英、赵超构等）为爸爸想办法，终于为他在上海民革找了一个职位，每月可拿一二十元贴补家用，她这才了却一桩心事。”这是她最后一次帮助过去的丈夫。这时她自己也在困顿之中，是靠了一些老朋友的力量才做到这一步。
八 最后的几年
一九六五年十月间，浦熙修病倒了。起初是肠上长了息肉，大便潜血。因忙工作没有及时治疗。到十二月，出现脓血，到医院化验，才知道是直肠癌。她很后悔，没有及早把息肉取掉。十二月二十三日她住进了北京医院，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动了手术，即到香山疗养院休养，到六月七日才出院。
正在这时候，我们民族的一场大病——文化大革命发作了。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掀起了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向这“四旧”进行猛烈冲击，逐渐发展到抄家、打人。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他的推动之下，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更如火如荼地展开。八月十四日的报纸上，刊出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红卫兵运动更进入了新的高潮。全国政协的机关也受到了冲击，无法进行工作了。八月三十日，政协主席周恩来决定，从即日零点起，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暂停办公。浦熙修也就无班可上了。
这一场大风暴袭来，浦熙修年迈的父亲因抄家受惊吓去世了。姐夫杜春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不堪折磨，去世了。妹夫彭德怀更是当然的黑帮被轮番批斗。袁子英也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八月的一天，红卫兵来抄了浦熙修的家。房东吕太太，和她并排分住在另一个小院的，就在这一次抄家中被活活打死了。她的房子就成了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浦熙修被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她病中没有力气，只好把继母接来帮着清理和收拾那许多书籍。为了怕留下来惹祸，把那些一直看做珍宝的书，烧的烧，卖的卖，处理掉了。对于这样的现实，她越来越无法理解。十月二十一日她的日记中说：“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这时，她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懂政治了。一个纯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愿望，当作现实去追求，哪里能够懂得实际的政治是多么复杂啊！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错误，许多知识分子犯的也是这个错误。甚至比她更老练更自负的罗隆基，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实，他懂得了多少呢？
在这样恶劣的恐怖的环境中，到十一月，她的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她还拖着病躯去参加民盟中央机关的学习。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她已经完全无力行走才停下来。
医院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子冈回忆说：“做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熙修，本该照惯例住进北京医院，但此时想住进政协近旁的一家市级医院都颇有阻力了。当时机关的审干领导，甚至要我写一份浦在解放前言行活动的材料，借此判断浦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再决定是否同意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的病历上竟有这样一页记载：“住院号112936，今日上午十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其下午出院。”幸好医院里的徐大夫同情这个病人，常来她家给她治病，还教会她家的保姆刘嫂打针。这事后来给医院知道了，这一位好大夫因此受到批判。
金若年回忆说：“有一次她病得很重，民盟中央派王健同志去看望她。当时她提出的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民盟中央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她为此心里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经组织上同意，就把这些信件归还给她，她当时非常感激。”这时候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她已经没有可能向他解释，当时是在怎样的高压之下才万般无奈地把这些珍藏的信件拿出来的。在明知生命已经临近终结之际，逝去的旧情当然是无法追寻的了，但是至少，得把他给我的这些信件要回来，这里面记录了两颗心之间的深挚感情。
这时候，她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了深情的告别信、还写了一篇自传。结尾说：“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这里，她伤感地说“连家人都不来了”，她不知道，这时女儿冬林被关在学校里挨斗，妹妹安修，弟弟通修也都被斗得死去活来。
一九七○年三月初，冬林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去看望病重的母亲。熙修知道，这是母女的永别，她流泪了。她知道女儿胃不好怕冷，把自己的旧皮猴、皮背心和皮褥子都让她带去。这皮猴还是她在朝鲜战场上穿过的。三月十九日，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冬林：你走后的第四天就收到你来信了。我就是没有精神回信，今天决定打起精神来回信。你叫我坚强些，我接受你的意见。你走后我吐的回数更多了，吃牛奶都吐，现在早上只敢吃半杯，下午再吃半杯。但合乎口味的东西我还是能吃，如外婆这次做了素什锦，我就吃得很好。现在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星期日下午外婆来一趟。托人买东西是困难的很。老张不大肯多尽义务。难得托他一次，特别取药困难，他就不肯去了，只好还是刘婶去，刘婶高血压一百九十，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的新生活开始了吧，一定非常新鲜有意义，望你能在其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这是她的绝笔。写这信后的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三日，她就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与世长辞。只有刘婶一人在场，没有一个亲属。一代报人浦熙修就这样抱恨终天，悄然离开人世。她不知道，比她早几个月，袁子英死在上海提篮桥狱中。
浦熙修死后，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去，接着是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一九七八年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浦熙修的右派属于错划。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了浦熙修委员追悼会。开追悼会的前一天，在北京医院住院的陆定一写信给袁冬林、士杰姐弟：
“得悉为你们母亲开追悼会的消息。我和你们的母亲相识在重庆谈判期间，她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女记者。那时《新民晚报》是她，《大公报》是高集，在宣传报道方面给我们党的代表团以很大的帮助。她文章写得快，文笔又好，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她和我党代表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五七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漫画家华君武也写信给治丧办公室，对他当年那幅轻薄的漫画表示了歉意。
浦熙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她的向往，她的追求，直到最后她的苦难，都带有典型性。从她的经历中可以了解这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