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印象》编选小序
? 钱文忠
前言后语
为了使仰慕陈寅恪先生但又不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的人们更便利地、较全面地了解这位传奇色彩日见浓厚的学界泰斗，我们在此把三十多篇长短不一、文风各异的文章大致按陈寅恪先生的一生经历，分“家世”、“留洋”、“清华”、“西南”、“返平”、“岭南”，再加上“成就”，“总赞”，等几类，编为《陈寅恪印象》一书。除了介绍先生学术成就的几篇不可避免地涉及专门课题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并没有太浓的学院气。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编选小序”本来就难逃佛头着粪之讥，但也自然应该与此相称。
尽管先生在《寒柳堂集》所附劫余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部分“吾家先世中医之学”起首五个字就是“吾家素寒贱”，这却未必可以全然视作实录。先生是一位世家子。义宁（今江西修水）陈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而且，像传统的中国世家一样，陈家与现代几个名门望族代有姻亲关系，这些都对先生性格与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可惜，限于篇幅与编例，都未能在本书中得到足够的反映。我们只能在“小序”中主要依据先生高足、晚年全力编定《陈寅恪文集》七种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蒋天枢教授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着重就先生祖、父及幼年家庭教育做一番简略的介绍。挂一漏万，也只能无可如何了。
先生的祖、父甚至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许多笔记中也都是常见的人物。祖父陈宝箴，字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附生举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先是在家从父琢如公（讳伟琳）办义宁州团练。咸丰十年（1860），入京会试，不第留京，时值外寇入侵，在酒店中遥见圆明园大火，拍案痛苦，震惊四座。次年，往访时任两江总督驻安庆的曾国藩，被待为上宾，曾以“海内奇士”目之。由于不乐意做幕，返回江西，于席宝田军事多所赞画，其间万以成功调停了足以牵动大局的席宝田、曾国藩、江西巡抚沈葆桢三人错综复杂的矛盾备受称道。同治三年（1864）再赴江宁访曾国藩，曾赠联有“半杯旨酒待君温”之语，推重之情溢于言表。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分发湖南候补。光绪元年（1875），署湖南辰永沅靖道事。光绪六年（1880）改河北道，同年秋，擢浙江按察使，次年因在河南任内刑狱事被诬受劾免职。光绪十五年（1889）秋因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疏荐“可大用”，复起，次年授湖北按察使。光绪十七年（1891），署湖北布政使。光绪二十年（1894）冬，调直隶布政使，未几日寇陷威海、刘公岛，奉命督东征湘军转运，总督刘坤一叹为“仅见”。马关和议成，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屡上疏言陈利害得失。次年秋，授湖南巡抚。这是右铭老人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官职。在任内极力整顿湖南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巡抚先府君行状》引用右铭老人自己的话：“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思想之新，可见一斑。“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一薪水为己任。”后人自然难以想象一百年前生机勃勃的历史，然而，偏僻闭塞的小省湖南民智大开，面目顿新，不数年一跃而为“中国之普鲁士”，日后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多出自湖南者，饮水思源，恐当及此，不幸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到了，早就实际上推行新政的右铭老人以为乾纲大振，懦弱的皇帝“将大有为”，本着忠君爱国的一腔热忱，“遂罄举平生所知京外官之能者与所属吏士之可用者三十余人，备上之采择”。其中就有不久就掉了脑袋的杨锐、刘光第。尽管右铭老人也曾上疏以为四章京资望太轻，恐其视事太易，力荐重臣张之洞领之，但仍然“坐滥保匪人，废斥不用”。从此卜居南昌，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还是“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却只能“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己”。两年后，微疾卒。我至今都很难让自己完全相信范当世《义宁陈公墓志铭》（《范伯子文集》卷九）中“然（慈禧）固不罪公所为也，而人汹汹目公以康党”这两句话。后半句毫无问题，因为如果说以颇好落井下石来形容为数不少的国人有失尖刻，那么看热闹大概确然是国人的爱好，问题在前半句，一皇太后之所以能控制清朝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闲之辈，灾位守寡多年的妇人的心胸在不少时候也委实比须眉丈夫宽广，然而真的“固不罪公所为”吗？当时颇有人不以为然，否则何以在士人中又流传着右铭老人被慈禧下密诏赐死的传说呢？当然，我实在希望这是无稽之谈，而不是历史事实。
先生之父讳三立，字伯严，因右铭老人卒于在《水经》中名散原山的西山，故晚年自号散原。咸丰三年（1853）生，光绪八年（1882）秋中式。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实际上未尝一日居官，而是“随侍（右铭公）左右，多所赞画。籍与当世贤士大夫游，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陈三立传略》）。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戊戍政变后自然也是革职永不叙用。但以后的岁月中虽仍然时常仗义发表政见，但不久就对日益黑暗混乱的政治愤懑而至失望，自号“神州袖手人”。优游林下，与当世俊秀才人交游唱和，举世公推巍然一代诗宗。晚年遇日寇入侵，闻说十九路军与占领上海闸北的日寇血战，“报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传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入北平。据汪旭初《义宁陈旧严丈挽诗》“自序”，二十六年秋，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篲逐之。”篲者，竹扫帚也。散原老人终日忧愤，疾发拒绝服药，弃世，享年八十五岁。
寅恪先生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崇高民族气节、深厚传统文化素养，而又极富于、极同情新思想的名门世家之中。这些又都具体体现在先生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据先生之侄陈封怀先生《回忆录》，“……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另外，还有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事实上，先生少年就从友人学日文。世家的教育方法自有独到之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代科学”条中有一段文字，虽然未必全合于陈家，仍可称大有深意。刘成禺把当时中国社会的读书风气区别为“书香世家、崛起、俗学”三类，而“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世家，尤其是自明以降清华世家，大多数通由科举正途而得以建立，鲁编修用以培养千金独女的八股文自然是要作的，否则，君子之泽纵厚，终及于斩。但是，世家子往往在内心并不怎么看重这劳什子，敲开门或数敲不开之后，这块砖一扔了之，还是由着性子、兴趣做学问或过日子或做纨绔，靠科举奠定自身价值地位的世家往往在内心深处鄙夷唾弃科举本身。这其中自有意味在焉。
先生正由此承续了气节、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深厚家学。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不仅使他得以完成与留学多年多地获得的西方新知的完美接榫，更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尤重氏族，旁及婚姻，以士自待，厚望世士的血脉所在。
关于后来留学以及回国后教学研究，以及所取得的令人徒生仰止之叹的巨大成就，基本上都可以在此书所选文章中得睹。我只想就先生国外、国内两大阶段各补充世上注意不够或尚未及注意的两点意见，但愿不是多余的话。
先生令人神往的游学生涯今已难再，这一阶段之所以重要，绝不仅仅在于期间所研习的一二十门稀奇古怪的外国语文。从现在具备的资料来看，寅恪先生极可能是中国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第一人。当时西方最新的文化学、史学理论也在其视野之内，先生确实受到了影响，并予以纯熟地运用。这一点尽管没有直接反映在先生著述文字之中，但已由汪慕祖教授在《史家陈寅恪传》中独具慧眼地拈出，比如兰克（Ranke）的实证史学，至于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一二十门外国语文，具体情况可在收入本书的恩师季羡林先生介绍笔记本的文章中看到。我想补充一点。在寅恪先生游学欧洲前不久，欧洲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由于各种机缘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发展。殖民主义者在稳固了对殖民地的统治之后，为期长远稳固的保持其统治，一般都支持鼓励对当地文化有真正学术举的学者从事研究。在东方学领域内而言，寅恪先生用力最深的梵文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古语。正是由于梵文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方得以蔚为大宗，本身就是梵文学家的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才得以创立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本身也是梵文学家的本费（Benfey）才得以把古印度《五卷书》中的故事一直追踪到阿拉伯语的《卡里内和迪木乃》乃至格林童话，从而创立了比较文学。寅恪先生在此风云际会之时，禀天纵聪明，又得炙法国伯希和（Pelliot）、美国兰曼Lanman）德国吕德斯（Luders）这样不世出的大师，宜其造诣宏深，但是，我以为重要的并不在于寅恪先生懂那么多的语文，而在于，只有本身承续了乾嘉学派优秀治学方法的寅恪先生才能真正完成了西方历史语言学与中国“读书须先识字”传统的契然接榫，再辅以清儒不得与闻的精当理论，完善方法，自可独辟天地，遨游中外古今，无往而不利。比寅恪先生还要早，章太炎先生也曾钟情于梵文，不仅为口腹之欲惊人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所译编的《初步梵文典》作序，也不仅拟聚众请印度婆罗门教习梵文，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还强刻工所难，在《国故论衡》（浙江图书馆本）中用坚硬的刻刀在差不多同样坚硬的木板上镌刻出一般用竹苇木笔写在贝叶或纸张上的天城体梵文字。结果自然宛如画符，不可卒读。虽然章太炎先生也多次在文章中注引梵文，但是显然没有取得寅恪先生所取得的效果。问题大概就出在章太炎先生对西方历史语言学没有像寅恪先生那样深切的了解。这自然不能苛责这位旷世大儒，但我们不正可以看出寅恪先生之“大者”所在吗？
至于寅恪先生晚年，近来出版的陆键东先生大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在叙述寅恪先生游学生涯时不无小误，但仍然提供了大量前所不知的原始材料，足资参考，花城出版社曾出版过冯衣北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副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椎”，有趣的是，冯衣北先生所著文二篇用大号字印，亦只占四十四页，而所附余英时文章五篇用小号字印，竟占一百六十六页！两家争论，原是学界常事，我自然不敢置喙。窃以为余英时先生对寅恪先生晚年诗文的释证确在某些地方失之过深，余先生以为的“今典”不一定就是寅恪先生的“今典”，但是，余先生所用的方法却确实是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至少在这一点上余先生的文章仍然有其意义与价值，读者自可参看。我在此想说的是，寅恪先生当然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但绝不是一个麻木的学人。先生对时局的关注程度是极为惊人的，当国共两党激战东北之时，寅恪先生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敏锐地指出锦州的攻守为关键，就是明证。另一点是，寅恪先生一直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入主观情感，本书所选石泉、李涵先生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一点。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但是，谁又能否认在寅恪先生晚年的重要著述如《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充满了主观情感呢？为什么？这种转变的背后又有何意蕴？这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并加以研究的。
没有畏友郜元宝博士，我大概是不会编选这本小书的。元宝博士不仅提议、促成了这项工作，并从我至今从中借过一本书的复旦图书馆复印并选定了港台学者的文章，还对本书的编例多有指教。我无法说服他与我共同署名，好在我还有如实记下感激之情并保存一段“小真”的自由。
（《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