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于雷池月先生
? 牧 惠
说长论短
雷池月先生在《书屋》发表文章《误读和歧义》，指出我那篇《未必都是洪承畴》没有读懂他那篇《苏俄情结中反映的人格现象》（我读的是《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线期而非《书屋》上的文章，特此声明）。既然作者指出我“误读”，恐怕多半确是误读了。我确是个很迟钝的人。
雷先生说，他那篇文章“都有具体的指向”，而我却忽略了，竟以为他在“打击一大片”。为了帮助我读懂，他在第二篇文章讲得更清楚了：一、日丹诺夫有功有过，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二、“日丹诺夫这种人，即使应该受到批判，也要看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由什么人来批”。在中国，如果要批判日丹诺夫，“也该让那些没有做过‘光明梦’的人来担纲主演”。
于是，我的困惑（即有可能误读之处）来了：
骂一个有功的人，“骂一个死人，骂一个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倒了台的死人，无论有多私正当的理由，也会令人觉得不是味道”。对于这一说，我的困惑是：这是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个倒了台的死人，我们也曾被教导说他是个应当“顶礼膜拜”的法家，那么，是不是就不得批判？斯大林又如何？他的功比日丹诺夫大（顺便指出一个其实无关重要但雷池月先生却认为非常重要的细节，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真正组织者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此二人在一九五0年斯大林所制造的“列宁格勒事件”中被处决），我们更顶礼膜拜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我们不少人曾掉过眼泪），岂不是更碰不得，谁碰了就有可能是洪承畴吗？扩而言之，“四人帮”其中三人已成死人，余一人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说“死掉了”，他们当中一些人（更休说林彪）也不是没过一点功，那些曾经顶礼膜拜过他们的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今天来个反弋一击，狠揭深批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看应当叫声好得很而不能指他们为洪承畴吧？可惜的是，这种反弋一击太少太少，反而是王力之流在为自己评功摆好。
批判是不是等于咒骂？记得鲁迅说过，指着良家妇女说她是婊子，是骂；指着婊子说她是婊子，就不属骂。“咒骂”同“批判”确曾被混淆过，最拔尖的是“四人帮”之流的“大批判”。因此，说某某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日丹诺夫”而不具体指出是张三还是李四，不具体指出他如何咒骂，会不会把正当的批判歪曲成咒骂呢？我读过（坦白交代，也写过）批判日丹诺夫的文字，但没有读过（写过）咒骂日丹诺夫的文字，因此，可以理解，这“一小撮”指谁，不会有人“自动对号入座”，只好靠雷先生来解答。
“日丹诺夫执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日后的挫败种下了祸根”。我很赞赏雷先生这句话，而且想补充说，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对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扩散。且以集体化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例。现在已经有不少书籍谈到苏联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草菅人命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记得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大概是在雅尔塔会谈的闲聊中，邱吉尔问斯大林，同德国法西斯打这场仗跟搞集体化比，哪一样更艰难。斯大林说是集体化，因为那是同上千万农民战斗。这番话，对于我们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集体化都很有帮助。基于这种认识，我仍然同意蓝英年的剖析，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对苏联当年集体化的具体做法（这里不是指方向，当年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也不在方向而在具体的做法上）并不赞赏而是暴露它的弊病。萧洛霍夫的成功在于他很会打“擦边球”。他懂得适可而止（从蓝英年在《未被折断的翅膀》一文引萧洛霍夫给斯大林报告他家乡的严重饥荒情况看，萧洛霍夫知道的情况远远超出他小说中的描写）。对于斯大林自己强行推行集体化、在造成严重后果时马上写了一篇《胜利冲昏头脑》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他也许心中有数但在小说中却把责任果然都推到基层干部头上了。设想一下，如果咱们中国也出了一本同《被开垦的处女地》类似的小说，不被大批判才怪！想当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它是当年公认的反映合作化最拔尖的作品）出版后，梁三老汉这个形象塑造得最成功此说一出，马上引起一场争论。似乎这一说不仅贬低了梁生宝这个艺术形象的创新价值，而且对合作化多少有了亵读的味道（仅凭回忆，可能未尽准确）；假如柳青把梁生宝写得毛病多多，梁三老汉不止一个而且反抗得更厉害有如近年才出现的《狗儿爷涅槃》，《创业史》早就被“批倒批臭”了。如今，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重读《创业史》，我们肯定会发现它更多的毛病。赵树理曾于一九五六年写信给长治地委负责人谈到沁水县嘉峰乡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这类情况，身居皇甫村的柳青不可能不见不闻，咱们却无法从《创业史》或别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痕迹。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柳青，而是说明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图解政策的严重后果。这样比较，一方面说明萧洛霍夫确是大手笔，同时似乎也可以看出，苏联在集体化中的强迫命令大大超过了中国的批“小脚女人”，但是，“日丹诺夫”在中国的流毒却更甚于苏联。因此，在中国肃清日丹诺夫的影响，不是不必要而是更迫切。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在付出“巨额的学费”后才终于明白过来的原因之一。
如果这番想法并不违背雷先生的本意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规定“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由什么人来批”呢？而且，具体地说，应当是什么时间、什么方式、什么人才有资格来批呢？仅以人而论，“少年布尔什维克”不准批，这“少年”是以多少岁为限度？“少年”不准批，准批的是中年？老年？布尔什维克？非布尔什维克？三青协和？国民党？……“希望某些人珍视自己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分，不要表现得那么‘激烈’和‘彻底’”，不知这高级干部，从哪一级算起？部级？副部级？据我所知，一位年已八十的老同志（当年也“少年”过），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注意日丹诺夫，一九八六年开始收集资料写日丹诺夫，已经三易其稿至今尚未脱稿仍在孜孜不倦地力求占有更丰富的千真万确的材料然后出手。此老无疑是一位非常严肃认真的光明追求者。这样的人，写一篇（或一本）关于日丹诺夫的文字，不知是否有资格？这资格该向哪里申请呢？
雷先生既认为“苏联的兴衰故事是人类历史长卷中意义十分重大的一幕。如何总结评价，决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事”。却又说“处在历史发展的低潮阶段，对于已经崩溃了的苏联，恐怕还是多想它曾有过的光辉一面，少清算它黑暗污秽的一面，才显得比较公正厚道、比较符合人文精神”。一方面说要总结而且任务艰巨，一方面又说多讲光明少讲黑暗，岂不很矛盾吗？正因为它是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的重大变化，从各个方面来总结苏联崩溃的教训，既肯定成绩，又揭示它黑暗污秽的一面，避免或改正咱们类似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所犯下的错误，岂不是国人的义务吗？这为什么就会同“公正厚道”、“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呢？
我是愚钝的人。既知愚钝，所以总是想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使自己有所长进。以前曾读过一批前苏联人写的关于苏联的情况的书，最近正在阅读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F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和前苏联著名诗人菲利克斯·丘耶夫的《莫洛托夫秘谈录，两本观点截然对立的书都使我很受教益。我也喜欢读中国人写的有关方面的文字。最近一期《共鸣》（8月号）上有一篇东山尹写的《斯大林出兵援华前前后后》，让我这个愚钝者知道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间同美英讨论蒋政府。扯皮之中，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眼看日本就要垮台，斯大林才匆匆出兵东北以保住已经到手的利益。一九四七年，中山大学一小撮三青团分子开了一个忘记以什么借口反对苏联侵略外蒙的集会，并准备搞一次游行。我们当然不到会。事后获悉，他们故意将我一军，在我缺席的情况下竟把区区选为这次活动的“委员”。我把此事向组织汇报，他当然早已知道了，嘱咐我“别理他们”。假如我当时知道这段内情，想必只能更加尴尬。因此读罢此文感慨颇多，但不知在雷先生看来，这样的文章是否也属于有失公正厚道、有悖人文精神的毛病，有没有“民族主义的末流”？或者在时间、方式和作者身份上有什么不符合标准的地方？
提出一大堆困惑，目的是在于解惑。盼雷池月先生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