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青天水在瓶——读《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
? 尔 建
书屋品茗
这是一本正在阅读中的著作，照理说，对一本尚未读完的书，是不应该勉之为说的，为了书，也为了自己。但如果并非“勉之”，而是激于一种冲动，那么又何必拘泥形迹、禁锢本心，而不让它行于所当行又止于所当止呢。
这本书的作者，我是认识的，尽管一年下来,见不着几次面,但接触之中，却明显感到他身上那种沉静的士子气，其时我并不知道他在撰著此书，因此对他的那份气质微以为怪，他本不是正宗的江南人呀。尽管他自己说秦邮古地划属江南，也许我是固执地缘因素而他却着眼于文化传统。后来得到此书，通过闲聊又知晓了他下一步的研究打算，方才于心了然。实在是他的研究取向和阅读经历给了他的性情以极大的濡染，不断地浸润于江南儒林著作之流，那南方的士子之气透过纸面在他身上慢慢地洇化开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面对本世纪江苏五代文人，费振钟所以以江南士风的视角作切入，这未尝不是源于本身气质的自然选择。那么，是以书观人，还是以人观书?折衷的说法，恐是两者互为投射吧。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江苏文学，上自曾朴、徐枕亚，中经叶圣陶、朱自清，又及汪曾祺，过渡以陆文夫和高晓声，直迄与我们同时的叶兆言与苏童，头尾遥距五代，可谓长矣，用一根什么线将其贯穿，将直接决定着这本书的分量与成色。当我得知费振钟在做这个选题但并不知晓他是如何做时，这百年间的江苏文学大况在我脑里是一片茫然。所以拿到书时一眼瞧见“江南士风”，仿佛豁然开朗，未曾展卷，已自胸中清晰起来。私认为，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角度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江苏文学了。当然，江南士风与其说是贯穿这百年文学的一根线，毋宁说它是一个最合适的背景，这个背景给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的维度，但它在楔入二十世纪江苏作家的创作时，还需要具体的中介，因此，在对“江南士风”作了通盘的历史性的描述——这其实是对江南文人文化进行一次审美意义上的面面观，之后，随即由面而点，笔锋直落“智性”。由它作为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的接轨点，从而以士风为背景、智性作贯穿，由此串起先后五代江苏作家的连理，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挑得很准的关键词。”江南文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或者作为一种‘雅’文化，其质点显然就在于它的‘智性’特征。”这是对江南士人文化个中三昧的体悟。智者乐水，是江南多水的地理形胜造就了士子们那流美般的智慧，从而与北方那“以山体仁”的文明形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费振钟认准了这个反差，紧紧扣住“智性”去探索江苏作家的文人心象，并且把他们纷繁各异的作品作为其智性的表现形态，因而无论书中论述的是作家还是作品，无不围绕“智性”而展开。就像毛泽东指陈《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之纲，我不妨借用这个句式，说该书第一部份中的“智性的引导”也是全书之纲，而且“智性”一词，直接就是全书的“书眼”。
这本身就是一次“智性写作”。费振钟本人就是智性中人，他自有一种沉静的智性美，其表现是不急不躁、要言不烦，我很欣赏这种气度。所以我也很能理解他为何以“智性”作为打开全书的锁匙。这眼光看得真准，不仅那平淡如水的汪曾祺是智性的，具有名士风范的陆文夫、高晓声二位是智性的(甚至是狡黠的智性)，甚而在智性的苏童、叶兆言之后，也就是书中来不及论及的九十年代以后新问世的江苏作家群如韩东、鲁羊、毕飞宇、朱文等，在其差异特征之上的趋同点，依然是智性的。可见这个词的涵括力。上自世纪头，下迄世纪尾，历代作家俱如此，共饮智性水。所谓焦点找准之后，书就写成了一半，是之谓也。那另一半的智性特色则体现在成书的写作方式上。把世纪文学与地域特色结合起来，乃是文学史的一种新写法，即空间文学史的写法。当然这是一个特色空间，它就不一定按照史的顺序机械展开，而主要是服从论的需要。江南士风乃江南人文最显著的标志，故以此为坐标，就人文而先人后文，将全书分为士风的人本和文本两大板块来论述，从而使全书的整体结构空间化，这种史书逆史的写法正好表征了作者写作的智性自由。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放开来，漫无拘束，收起来，随物赋形，此乃写作之道。费振钟于此道谓有心得，至少从全书的纲目安排可以窥此一斑，目欲尽张而纲敛有秩。
现在，我的阅读正进驻在“闲适：第三种写作经验”这一章，这是汪曾祺的专章，江苏五代作家都是合章，惟汪氏例外。的确，无论江南士风还是文人智性，无不在汪老身上得到卓绝的体现，相形之下，这是书中其他几代作家有所不及的。于是从叶兆言、苏童们的“世纪末的感伤情怀”和陆文夫、高晓声为现实而设的“处世心机”，穿过这历史与现实构筑成的漫长的隧道，一下子面临那“两岸杨柳堆烟，荷叶凝碧，苇絮飞雪”的审美境界，真是眼睛为之一亮；心境为之顿阔。这一章是该书读下来最令我满意的部份，尤其是“写在水上的‘中和’精神”，挺符合我的阅读期待。试想写江南士风不写汪曾祺可乎?写汪曾祺而不写水可乎?写水而不突出其“自然智性”可乎?答曰不可。水是有关人类文明最经典的意象，同时也是汪氏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优美形象。没有水就没有汪曾祺，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汪曾祺。因此把握汪氏其人其作，断不可无水。然而有了水又如何界定汪曾祺?在这里，我可能与作者产生了一点异议。作者是借水点出了汪氏其人的“中和”精神，我好像不是这个感觉。就江南之作品自身本质而言，我以为是“自然流美”，而非中和，而本节作者摘引的汪氏文学无不透出自然的气质却偏偏没有中和的味道。和“闲适”这个审美范畴作应对的，恐怕也是“自然”比“中和”更合适。用“中和”作“闲适”的底子，非使后者有点伦理化了。而“自然”恰是水之智性最完好的体现。汪氏发配塞北，不是悲痛欲绝，也非愁肠百转，而是晨起掐花，对之作画，何其闲适也，然探其行迹之后，不正是似水自然的智慧风骨吗。尤其书中评析的“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八个字，颇有种司空图的韵味，若按之以题，也非“自然”二字莫属。只有“自然”其里，才能“闲适”其外。对比之下，“中和”二字则有点累人，两头都要顾及，又怎能闲适起来。以上是陋见，说出来，算是凑趣。
开头已经说过，这是一本我正在阅读中的书，以上所写便是读到之处，未读的，当然不好预支。但从书前目录看，下面的篇幅将围绕“女性与作品构成”而展开，好诱人!这是从江苏作家的人本进入文本了。除了符合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以外，不能不说费振钟在这里又抓住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女儿家是水做的骨肉，刚刚读完了江南丽水，马上又要去接触这水做骨肉的女儿家，衔接的好紧。凭着读过来的感觉，下面一准会有许多漂亮的表述，只是不知它将如何展开。这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份期待，但在作者“智性的引导”下，我相信自己又将渐入佳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