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及其他
? 朱新华
书屋品茗
建国初期的陈寅恪诗中有《经史》一绝。诗云：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诗集》65页)
这首诗相当集中地表达了陈寅恪当时的感受，“溪刻阴森惨不舒”一句尤其令人生惊心骇目之感，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先生晚年诗篇中所出现的、所感受的客观环境与自己主观心态”，这七个字足以“概括无遗”(《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如此说来，这首诗的作意格外值得关注。此一问题，蒋天枢曾经作过一番推测：
昔年先生语枢：在德(国)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此殆后来《经史》诗之所由作欤?(《陈寅恪先生传》，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读《资本论》事，又见石泉《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出版社《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2页)
只是陈寅恪留德时当一九一○、一九一一年，离此诗之作已四十载，倘无具体的触媒，很难成为作诗的原由。看来，要找到触发写作欲望的因素，先得明确诗的写作时间。不巧的是，《陈寅恪诗集》的编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碰到了困难，没给标注写作年代，只是把它安排在一九四九年所作与一九五○年所作之间。周一良先生认为，作于一九五○年的可能性要大些(同前)。根据这两年发生在陈寅恪身边的事，我完全赞同周先生的推断，并且想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一九五○年暑假期间或稍后。当时陈寅恪所待的岭南大学两年后才被易名为中山大学。据李稚甫先生回忆：
一九五○年暑假，省文教厅集中广州市各高校教师，在岭南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为期一月，由杜老(杜国庠，时任省文教厅厅长)亲自掌握，我被指定为学习小组组长。讲习会的目的，在于帮助教师们初步学习马列主义，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酝酿进行院系调整。(《蔼然长者 学术宗师——回忆在杜国庠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据李稚甫先生惠赠复印件)
讲习会的举办可能跟此前一系列重要会议有关。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著名讲话，提出：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选》第五卷23页)
几乎同时(6月1日至9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对此当也有所布置。这个讲习会陈寅恪是否参加，不得而知，但至少会耳闻有关种种。我以为，这就是《经史》的产生背景。
背景既明，内容便昭然可解。首二句，陈寅恪以问答的形式写对“经史”的感受。这“经史”绝不可能取其传统意义，因为此一意义的经史乃是寄托着他几乎全部感情的“圣籍”(语见1964年赠蒋天枢诗)，决无加上“虚腐”、“溪刻阴森”一类评语之理。我以为它指的就是讲习会上所学的理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陈寅恪的角度看，显得严酷可怕。联系他以往对俄国式共产主义的恐惧(参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一九四八年部分，三联书店版)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告，陈寅恪“溪刻阴森”这样的过激之语是可以理解的。诗的第三句，是写当时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论开卷语”，无疑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家竟相表示，学习马列主义，“不亦说乎”。末句“说瓜千古笑秦儒”用秦始皇坑儒之典：
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古文奇字》，此说不见于《史记》)
冬天不结瓜，本是人人皆知的常理，秦儒们一见到瓜，不去分析硎谷的特殊地理条件便纷纷改口，结果仍不免一死而为后人所笑。现在许多读书人一下子背弃昔日所学，套用《阿房宫赋》里的话来说，后人笑之(秦儒)而不鉴之，势将使后人复笑后人。从日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看，陈寅恪的预言是不幸而言中了。由此可见，《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跟他一贯主张的为人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汪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出北上任职的两项先决条件，第一条不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吗?
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的，其实还大有人在。这种学习后来有愈演愈烈无休止之势，弄得许多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深以为苦。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二十七日，顾颉刚作了题为《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的大会发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在二十九日的茶话会上作了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提及顾颉刚的苦闷，见《周恩来选集》下卷298页)。实际上，这不是周恩来关注这个问题的开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他谈到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第一点便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因此，“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这也许是“六分之五工作日”这个提法的最初出处。遗憾的是，虽说要求是以中央的名义提出的，虽说报告在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但保证六分之五工作日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然没有被“坚决贯彻实现”，而且事实上更多的工作时间被剥夺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不得不重提这个要求：
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卷二51页。同样的意思又见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加上“必须”、加上“至少”，这就完全回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的提法上去。不同的是，这一回，同样的要求被真正贯彻实现了。
对政治学习的迷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谁也无法否认，政治宣传和学习在武装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种过去非常有效的办法在进入城市面对知识分子的时候却碰到了麻烦。叶圣陶《北游日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条载：
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感困难。余与铎兄(郑振铎)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陈叔通)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江苏教育出版社版《叶圣陶集》第22卷42页)
这是极好的意见。可惜多半只是见诸几位民主人士私下的闲谈，未能上达天听。历史已经注定，最需要知识分子为之献出聪明才智的新中国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多少知识分子也将为白白荒废了宝贵时光、为自己未能尽展才华而抱憾终身。当年的政治学习，其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领导。读有关回忆录，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大学里并没有人有组织、强制性地向师生灌输马列主义，但是照样产生了大批共产党的支持者拥护者乃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主要应归功于两党所作所为构成的鲜明对比这种无声的教育。在取得政权之后，只要真正改善国计民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新政权竭忠尽智。适当的学习当然无可非议，滥用时间、死板的学习方法却只能招致反感和不满(参看叶圣陶《北游日记》1950年8月17日条)。逆反心理一经产生，学习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