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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以要写杂文

?　冯英子

史海钩沉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从一九三二年就开始舞文弄墨了。大概开始的时候，写一些简单的新闻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伙遗老遗少加上自称电影明星的集会，我忽发奇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半是调侃、半是嘲笑的“特写”，原意是不会被采用的，不料总编辑大为欣赏，辟栏登出；而邻近的一些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就为我开创了一条新的写作道路，把特写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

　　抗战以后，我开始写战地通讯，当时的战地通讯是读者所欢迎的文章，范长江同志之所以成名，就在于他的战地通讯，他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迄今还留在大家的心头。但我不久调为编辑，主要在写评论。那时每一家报纸都有言论，有的叫社论，有的叫社评，这种文章每篇在一千五百字左右，综论时事，月旦人物，大概我参加的报纸，都有我写的言论。有的报纸几乎每天写一篇，往往在时事稿件看完之后，抓到题目，振笔疾书，一篇文章，瞬息可得。解放以前，我作过七八家报纸的总编辑，这样的文章，写了很多，可惜我一篇也不曾收集起来。

　　一九四九年，我在香港负责《周末报》和《文汇报》编辑部的工作，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抗美援朝的战争迅速发展之时。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在军事评论，我用“吴士”这个笔名，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和《周末报》上，写了不少军事评论。记得在解放军渡江战争之前，湘西爆发了武装起义，我在湘西生活过一个时期，对于湘西的形势，比较熟悉，因此评论它的得失，就非常有兴趣了。渡江之战，当时是香港人民关注的中心，那时《大公报》由魏绍文先生编的《天下事》，几乎每天登我一篇文章，有时一天两篇，用不同的笔名发表。我自己指点江山，得心应手，魏绍文先生每天到寓所坐索，读者也真以为我是一个什么将军，谈言微中，与军事形势的发展，相映成趣。上海解放之后，因为身兼两个报的工作，这种军事评论就相对地减少了。至于《周末报》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头一篇大都是军事评论，具名为孙霆、吴士，实际即胡希明和我两个人的笔名。更具体一点，这些文章，又绝大部分是我写的。

　　一九五二年，《周末报》内迁广州，这时我已摆脱了《文汇报》的工作，随《周末报》回了广州。一九五三年，随着《周末报》在国内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我才算回到上海，被分配为《新闻日报》的秘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一头衔，在我们国内，说不清楚的事情很多，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也不想去说清楚它。好在我这个“秘书”作了不久，当时的秘书长发现我不是这块料子，也正好编辑部改组，把我调到编辑部去了，后来我实际负责了夜班编辑的工作。有一天，总经理许彦飞同我闲谈，他说：“老冯，你还是凭自己的能耐，没有给人家搞下去!”

　　这些几十年前的烂账，现在当然不必重提，不过当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一回来，就没有文章可写了。那时战争已经停止，当然没有什么“军事”可以“评论”，其他的文章也很难写，而一篇文章，三推六问，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关口才能见报，我几十年的办报经验，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成为一种负担。

　　五十年代中期，我把写作放到了国际问题上去，开始是写国际评论，后来写了不少国际小品，半是事实，半是夸张，把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问题，组织起来，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闻日报》，都登过这种两千字左右的国际小品，金仲华是很欣赏这些国际小品的。有一次，我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新西兰书简》，摩拟到新西兰休养的英国首相艾登，写给新任首相麦克米伦的信，满腹怨愁，讲出当时英国政治上的徘徊，金仲华看到了，大为称赞，他认为用这样方法写国际评论，可读性强，文艺性足，是大有前途的。可惜不久之后，《新闻日报》又合并于《解放日报》，我调到另一家报社去吃闲饭了，因而国际评论，也失去了地盘。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另一家报社时，那个头头就把我当作国际问题专家介绍给编辑部同事的。

　　杂文是一种针贬时弊的作品，我们从来就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教育,觉得全国既已解放,当然不需要杂文了，一九五二年，当我跨过罗湖桥时，热泪盈眶，以为此生从此出水火而登天堂了，几十年来的梦想，变成现实。不料一回广州，马上参加了“含有三反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过去抱在一起的朋友，马上反目变成仇人，而辛辛苦苦，历尽艰难的《周末报》，也终于在改造之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结束了，而我也结束了最后一次当总编辑的资格。

　　此后几十年内，一直在运动复运动中生活，尽管我不曾被打成右派，但对于那些狂风暴雨的斗争，确实触目惊心，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抛了出来，作为第一批的“牛鬼蛇神”，“造反派”当时的目的是要把我打成“派遣特务”，因为你为什么丢掉香港两个报的总编辑不当，跑回来却什么也没有?不是另有目的吗?因此，在“文革”中，我遭受的折磨很大，仅仅在“五七”干校，一住就是五年，种田、养猪，吃足苦头，执笔为文，已经是他生未卜今生休了。

　　不过也正在这个时候，我脑子也特别清爽起来，原来解放区并非全是明朗的天，实际上，解放区也有风，也有雨，也有阴暗面。鲁迅先生说：“杂文与时弊俱灭”，时弊如此，不是应当让杂文上阵吗?于是，当“文革”快将结束之时，我萌发了写杂文的念头。

　　正好在那个时候，在报上看到一篇谈“心有余悸”的文章，作者认为心有余悸者，心阳不足之谓也，而心阳不足，乃毛泽东思想阳光不足所致。一句话，即以为心有余悸者，乃毛泽东思想学习不足所致。我却认为心有余悸者，乃政策未落实之故，就写了一篇文章去争论。编辑部同意登我的文章，但不主张争论，主张各说各的，这篇文章登出之后，人家发现我也是一块写杂文的材料，于是上门约稿的，纷纷要杂文了。不久，我为《民主与法制》写了一篇《孔狗江马论》，从孔二小姐的狗说到江青的马。孔二小姐在香港沦陷前空运了一匹狗到重庆，遭到举世的抨击，孔财神虽是实力派，可也无可奈何。人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然而，二十多年后，文化革命中竟也出现了远超孔二小姐如江青这样的人物。我从这里发表了一点感慨，文章发表之后，《新华文摘》马上加以转载，这一来，约杂文者增多，我也如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但是，写杂文毕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没有很久，就引起了“正人君子”们的不满。《文汇报》的《文汇月刊》创刊时，我给他们写了篇《摇头婆婆和孤臣孽子》，奉劝有些人不要看见新事物就大摇其头，不料马上为一些人不快，说我是主张把在黑暗中做的事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做，其实我摇头的事儿也不少。又过了不久，《解放日报》的一位编委，约我写篇杂文，正好我看到《祸起萧墙》这篇小说，讲某些地方山头主义严重，我就写了篇《要一点移山精神》给他们，文章经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签了字，用了。但过了两个月，也是这位发稿的副总编辑，却用“振千”笔名写了一篇对我无限上纲，迎头痛击的杂文，题为《也要移一移》，说山头主义并不是这样严重，而是我的思想、立场，却应该好好地移一移。

　　振千的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对我严厉批评，在北京的曾彦修(严秀)同志，看了之后，大为不解，他于九月十六日向周扬同志写信，讲了他的意见，并要将两文转请任重(王)仲勋(习)乔木(胡)耀邦同志一阅。周扬于十月十三日批示“照转”，由赵守一、朱穆之两人联署。耀邦同志于十月十五日即作了批文，这样才使我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这事已快过去二十年了，事过境迁，我不妨把当时的信函和批示发表出来，看看杂文写作的坎坷道路。

　　曾彦修同志给周扬同志的信：

　　曾彦修上九月十六日。(此信个别处有删节)

　　周扬同志接到此信后，于十月十三日批曰“照转”。赵守一、朱穆之两人联署。

　　胡耀邦同志于十月十五日即作了批示，他对冯的文章说：“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而对振千的那篇文章，耀邦同志说：“不必作一些联想的论证，看来话厉害一点。”在曾彦修的信上，耀邦同志除把一些重要句子划出来之后写道：“请穆之、守一同志阅后转陈沂同志。上海是国内国外瞩目之地，思想文艺批评要特别慎重。”

　　当时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于十月廿一日把这个文件批给了副部长吴建，他说：“吴建同志：请你阅后转解放日报栾保俊等副总编一阅，联系其他文章，进行一次讨论。并将此精神转告文汇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场杂文官司才豁然开朗，反批评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出现。《新华文摘》转载了我的《要一点移山精神》，转载了振千批评我的《也要移一移》，也转载了当时可见刊物几篇反批评文章。后来我第一本结集的杂文就叫《移山集》，后面全收了这场移山公案的文章。

　　《新民晚报》复刊之后，有一次我收到一篇南京的来稿，题目叫《跪着的人，站起来吧》。是讲某一个大人物在南京视察，有一天到秦淮河去时，两头封锁街道，断绝交通，把老百姓拦在外面的故事。这样的新闻，《新民晚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是我却利用这个题材，写了一篇杂文，投寄《人民日报》。登出的当天，《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就接到一个什么部的严厉电话责询：“你们怎么把的关?这篇文章是反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告诉他：“那你们写篇正动的来吧，我们也登!”对方说不会写，把电话挂了。

　　据我一个当时也在这个部作局级干部的朋友告诉我,那个部确实也开过一个局级干部以上的会议，议论纷纷，群情激昂，“照冯英子的说法，我们以后还要不要作保卫工作?”据说很多人是主张严加批判的，后来还是部长不同意这个作法，事情才冷静下来，不了而了。我也从不曾受到任何干预，我后来还写了一篇《论反动》的杂文，说说什么叫做反动。

　　这许多年来，我出了好几个杂文集子，有一个集子也得到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奖励，因此也就侧身于杂文家之列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人生的发展，与自然规律相同，其间若有天意焉。

　　我说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学写杂文，这个学字，带一点谦逊，不过我大写杂文，确实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理由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有人说，杂文是匕首，杂文是投枪，我以为杂文还是一种奉献，面对着这么多的时弊，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像前面所提的移山风波一样，听说在《也要移一移》之后，老早准备了不少文稿，打算围而歼之的。要不是曾彦修先生的拍案而起，胡耀邦先生见信即批，那我是可能碰到一次灭顶之灾的。但是，我向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敞开了胸怀，献出自己那颗赤子之心，奋勇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记得我在《相照集》出版之时，曾引古人联语：“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把下联的“人”字改作“党”字，几十年来，我们信奉着党，追随着党，今天，有什么真话还不可以对党说呢?

　　《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的《导言》中，说我“自称是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才‘学习杂文’的，但他博闻强识，熟悉中国史事和古典文学，思想明敏，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运用资料，如数家珍，行文流畅自然，一片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此一段，不免面红耳赤，自觉惶然，但最后那句话，却正是我“事无不可对党言”的注解。

　　其实，一个新闻记者之成为一个杂文作者，倒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新闻记者要求的是“为民喉舌”，而杂文就是一种喉舌，言人所难言，为人所不为。这几年来，我已出了十几本书，其中大多数为杂文，今年，香港一家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射天狼》，天狼者，侵略星辰也，我射这个天狼，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一个中国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揭露你们，讨伐你们，你们睁开眼睛来，看看中国人民的愤怒的眼光，你们就会知道，要走这条侵略的老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此外，已经发出的书稿，大概也有两三部，说大概也者，有的书稿拿了出去，还在天空飞来飞去，等待着一种变化多端，无可捉摸的命运。

　　我生于一九一五年，正月里就过了我的实际年龄，号称八十三岁，并无虚夸，而活过这个世纪，也不算奢望，纲纪不振，世事如麻，作为一个杂文工作者，除了奋然前行，其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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